一盏成色极新的德国进口无影灯悬挂在天花板上；旁边是不锈钢材质的专业多功能手术床；推车上摆放着一台带有心电监护功能的便携式除颤仪；玻璃药柜里整齐排列着市面上极难搞到的高纯度麻醉剂和抗生素。

这些与破败环境格格不入的昂贵医疗器械，无一不在向她昭示一个事实：这家看似寒酸的黑诊所，背后有着极其稳固的进货渠道和远超普通街头庸医的专业水准。

杨明拉过那把坐垫海绵外翻的转椅，大马金刀地坐下，双手十指交叉搁在腹部。他没有错过女孩四处打量时眼底闪过的精明。

“懂基础医疗和护理的，能帮我递器械、处理伤口缝合前置工作的，底薪一万美金，外加手术提成。”杨明语调平缓，报出筹码。

听到“一万美金”四个字，女孩那双原本透着疲惫的眼睛里，当即迸射出惊人的亮光。她握着纸杯的手指无意识地收紧，纸杯边缘被捏得有些变形。

杨明将她的反应尽收眼底，话音一转，抛出后半句：“什么都不懂的白丁，只能干点打扫卫生、搬运医疗垃圾、按住病人手脚的体力活，底薪五千。”

女孩眼里的光肉眼可见地黯淡了下去。她下意识地舔了舔干燥的嘴唇，显然对自己的医学知识储备有着极其清醒的认知。

“丑话说在前头。”杨明没理会她的失落，继续补充工作条款。

“我是个无证黑医，专门给那些见不得光的人处理麻烦。这里不交医保，没有双休，更没有法定节假日。而且，在这里工作必须做到绝对的嘴严。你看到什么人流着肠子进来，听到什么帮派的机密，都得烂在肚子里。要是管不住舌头，地狱厨房的下水道里永远不缺装水泥桶的位置。”

女孩安静地听完，没有被这番血淋淋的警告吓退。相反，当她重新咀嚼“五千美金”这个数字时，呼吸节律明显变粗了。

现在是2008年。次贷危机的阴云正笼罩着整个美利坚。华尔街的精英们都在排队跳楼，普通人的日子更是难熬。

在美国这种高消费国家，人均月薪也就三千多美元。

她之前在街角那家乌烟瘴气的酒吧干酒保，偶尔兼职去码头当搬运工，累死累活一个月下来，连两千块都凑不齐。

房东太太每天都在砸门催缴拖欠了三个月的暖气费。更要命的是，她还要供养妹妹崔西去读那所学费高得离谱的演艺学校。

崔西上周刚打电话说需要报一个专业的形体训练班，开口就是两千美金。

五千块。不需要学历，不需要出卖身体，只要闭上嘴干点体力活。

这笔钱对现在的她来说，无异于在沙漠里快渴死的人看到了一片绿洲。

女孩再次看向杨明。这一次，她眼神里那种街头混混的防备和野性褪去了大半。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看待财神爷般的狂热。她直勾勾地盯着坐在转椅上的年轻黑医，视线灼热得几乎要在杨明的白大褂上烧出两个洞来。

那眼神里的潜台词再明显不过：这工作我拿命也要拿下，谁敢跟我抢，我就把谁的头拧下来塞进马桶里。

杨明被这直白且极具侵略性的目光盯得后背隐隐发毛。

他前世在急诊科见过无数病人家属焦急的眼神，但在地狱厨房，被一个缺钱的本地女孩用这种“生吞活剥”的视线锁定，依然让他感到一丝生理上的不适。

他不得不战术性地咳嗽了一声，用指关节敲了敲铁桌的桌面，强行把面试拉回正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