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天刚蒙蒙亮，杨浩便在医馆的屋檐下挂起了一块木牌。木牌是杉木刨的，表面打磨得光滑，上面是王有福专门请人用浓墨写的六个大字——“杨氏外伤医馆”。

没有鞭炮、花篮，也没有乡邻的庆贺。但杨浩要开医馆的消息早已凭着这两个月的口碑，传遍了方圆几十个寨子。

开馆第一天，就有三个患者找上门来——有砍柴被柴刀划开腿的，有摔在石头上磕破头的，还有一个被野猪獠牙挑伤了胳膊。三个人疼的龇牙咧嘴，但是送到医馆来，脸上又带着得救的庆幸。

都是皮肉外伤，处理不难。但杨浩一个人实在分身乏术，平日里烧水晾凉、调配消毒酒精、清创包扎，还要储备棉花麻布耗材，兼顾做饭打理日常，再加上采购烧酒蒸馏医用酒精，繁杂琐事堆在一起，根本顾不过来。

送来的患者治疗时疼的挣扎，身边也缺少按住的帮手。况且，虽然山民不富裕，却也尽可能的给些报酬，不管是积攒的肉蛋还是自己采的草药或是粗粮，单个患者虽然送的东西虽然不多，但是病人多了，积累下来的物资卖出去一个月也有几两银子。这还是需要人手。

忙到午后，他去寨子里让王有福把两个弟弟叫来，开门见山道：“我的医馆刚开，杂事很多，一个人忙不过来。想请你们三兄弟来帮工，不过我的规矩多，不知你们愿不愿意？”

来医馆干活，杨浩会规定每两三天要用洗一次澡，早晚要洗脸、用杨柳枝刷牙，晚上还要洗脚。这些在现代人眼里再正常不过的事，在山里却有点严苛。可一来医馆要保持干净整洁，不然会增加病人伤口感染的风险，二来杨浩是真想改变他们的卫生习惯。

此时的山区，无论男女，一年只洗一次头或更长时间不洗都很常见。这导致头发上满是油腻、皮屑、灰尘，甚至生满虱子。夏天还好，可以下河洗澡，冬季则基本上不洗。这绝不是一句懒惰可以解释的事儿。

在没有电的时代，洗澡需要烧大量的柴火，这对于常年奔波劳累的农民来说有点过于奢侈的开销。尤其是冬季，在这个御寒方式不多的年代，洗澡往往会因为冷热交替而导致患病，不洗澡反而更安全。

王有福眼睛一亮，连连点头，语气里满是欢喜：“愿意！咋不愿意！能跟着杨先生做事，是俺们兄弟仨的福气！”旁边两兄弟也凑上前，满脸期待。

杨浩给他们每人每月五钱银子，比山里扛活的壮汉多出一倍，还不用出远门。王家三兄弟满心感激，做事很是勤恳卖力。至于规矩多，有这个工钱在，他们一点抵触都没有。

三兄弟到了后什么活都抢着干。不管是帮着器械准备，还是洗衣做饭、扫地烧水，只要他们能做会做的三兄弟都抢着做完。杨浩自己除了治病和蒸馏酒精，倒是闲下来了。

杨浩让他们别客气，衣服可以自己洗。三兄弟都是嘴上应着，干活却一点不含糊。杨浩也就没有再阻拦，但是不忙的时候开始给三兄弟扫盲。每天教几个简体字——他后来才知道其实北青末期也有类似的字，叫做省笔字或者减笔字，一般是当铺朝奉或者商铺账房为了记录方便，在长期书写中简化的。

但是杨浩不知道这些，生怕自己在北青末期教简体字会被扣上一顶“擅改字书、大不敬”的帽子，然后被秀才之类的口诛笔伐，甚至被官府抓了治罪，这也是他来到山区的原因之一。

因为山里官府管不到，也没有秀才之类的文化人进来，搞教育完全不用担心安全问题。

每当没有病人，三兄弟闲聊，王有福都笑说：“我爹还真是没有白给我取名字，受了伤没事儿不说，反而让咱们家都得了一份好差事。”

只是深山里的乡亲们实在穷困。富裕些的，送来一点自家熏的腊肉、攒的鸡蛋，或是几斤白米来抵治病钱；拿不出东西的，便跪在地上磕头，嘴里反复念叨着：“多谢杨先生救命之恩”。而这些磕头的患者，往往都是拖到伤口恶化、实在熬不住了才来，早已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

每逢这种情况，杨浩便会把人扶起来，语气严肃地叮嘱：“往后有病了早些来，别拖着。没钱先欠着，等日后有了再还。命比钱金贵！”这些话，其实杨浩有些名气后已经给不少山民说过。

可说是命比钱金贵，但是深山里，哪个人的命值钱？能让人赊账治病的医生又有几人，寨民听了，眼眶发红，只是连连点头。

虽然名声在山区是打响了，可杨浩的钱包却快空了。当初剩下的50两，盖房子花去30两，给了王家嫂子3两收养女婴，事后又给了盖房的弟兄们5两感谢费，给了王家嫂子半两银子的工钱，再加上采购了几十斤烧酒蒸馏酒精以及棉花等耗材，以及这半个月的花费又花去了几两。若再没有稳定的收入，别说收养女婴，就连医馆的运转、王家三兄弟的工钱，都难以为继。

好在他的担心没有持续太久。

开馆第四天，医馆里来了两拨不一样的客人。

先是骡马帮的管事，骡子背上驮着两个胸口一片血糊糊的脚夫。他们对杨浩客客气气的，进门先拱手行礼，口称“杨先生”，然后恭敬地说明来意：“弟兄们走南闯北受了伤，特来请先生诊治。”

杨浩看了两位患者伤口，说道：“这伤可以治。五两银子一位，治不好不收费。“

说实话，这些人才是杨浩认为能让自己赚到钱的付费客户。前世写书时他专门查过资料——不管是商帮还是帮派的帮工或打手，要是残了死了，抚恤金起码二十两银子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