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姨蹲在灶台后面，手里的钢丝球卡在铁皮缝隙里，拽了两下没拽出来。她换了个角度，用指甲尖抠进去，碰到一个硬邦邦的东西，不是油垢，也不是掉进去的锅铲碎片。她抠了大约两分钟，那东西才从墙缝里滑出来，落在她掌心里，是一枚老式录音笔，黑色塑料壳，边角磨得发白，按键上的字已经看不清了，但推上去还能亮红灯。

她没有立刻按播放键。她先站起来，把后厨的门帘掀开一条缝，看了看外面——食堂大厅空着，灯关了一半，只有靠门口那盏还亮着，照着一排倒扣在桌上的塑料凳。她回到灶台边，把录音笔攥在手里，拇指在播放键上停了几秒，还是按了下去。

声音很杂，像是当年用劣质设备录的，背景里有电风扇的嗡嗡声，还有茶杯碰桌面的响动。然后她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秦副署长的声音，比现在年轻一些，语速也快一些，带着一种急于说服人的语气：“你只要按我说的做，作证的事我来安排，升迁的事也不会亏待你。”另一个声音打断他：“你让我作伪证，到时候翻案了，坐牢的是我。”秦副署长笑了一声：“翻不了。证据链我做过手脚，你只要咬死那天晚上看见他出现在码头，后面的事我来处理。”

苏姨的手指在录音笔外壳上收紧，指节发白。那是她丈夫的声音。她丈夫三年前被控包庇走私，判了四年，到现在还在服刑。当时她去找过秦副署长，跪在他办公室门口，秦副署长蹲下来扶她，说“嫂子你放心，我一定查清楚”，语气温和得像在安慰一个病人。她信了。她等了一个月，等来的是丈夫的判决书。

录音还在继续。秦副署长的声音低下去，带着一种不耐烦的冷淡：“你做完这一次，南岸分局副队长的位置就是你的。你要是不做，你当年收的那笔钱，我也有办法让经侦的人查到你头上。”她丈夫沉默了很久，久到录音里只剩下电风扇的嗡嗡声，然后他说：“行。我做。”

苏姨把录音笔按停，后厨里安静下来，只有灶台下面那盏小灯泡发出轻微的电流声。她蹲在原地没有动，膝盖抵着水泥地，凉气顺着裤管往上爬。她丈夫的声音还在她耳朵里转，那句话说得太干脆了，干脆得像早就想好了，只是等着秦副署长先开口。她不知道自己是该恨秦副署长，还是该恨丈夫当初真的点了头。

她站起来，把录音笔塞进围裙口袋里，又觉得不保险，拿出来，蹲下去，掀开灶台最下面那层铁板，里面有个用砖头砌出来的暗格，是她三年前发现灶台漏油时顺手挖的，一直没用过。她把录音笔放进去，把砖头推回去，铁板盖好，又用脚踩了两下，确认看不出来。

她刚直起身，后门那边传来一声轻响，像有人用指节叩了一下门框。她猛地转身，手肘撞在灶台边缘，疼得她吸了口气。门帘被掀开一条缝，陈默站在外面，身上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工装外套，袖口沾着灰，头发被夜里的潮气打湿了一些，贴在额角。他没有进来，就站在门帘外面，目光从她脸上移到她脚下那块铁板上，又移回来。

苏姨的心跳快了一拍，但她脸上没带出来，只是把手往围裙上擦了擦，说：“你从哪儿进来的？”

“后巷。”陈默的声音不高，“老周说你手里有东西。”

苏姨没有接话。她走到案板旁边，拿起一把菜刀，又放下，转身从碗柜里摸出一只搪瓷杯，倒了大半杯凉水，喝了一口，才说：“老周嘴太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