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明在陈屿家的院子里坐到天黑。

母亲煮了地瓜粥，切了一盘咸菜，又从灶间摸出两个鸡蛋，煎了。周明推了两回没推掉，最后端起碗吃了。

吃完他把碗一放，从怀里掏出一个笔记本。

“陈屿，我今天跟你交个底。”

“周同志你讲。”

“地区那个第三十九样，鱼鳔干制品，一斤八块。”周明把笔记本翻开，“这个价是六六年定的，十七年没动过。”

“十七年。”

“十七年里全地区报上去的货，一共十一斤。”周明说。“十一斤，八块一斤，八十八块钱。这一样在目录上挂着，跟没挂一样。”

“那这个价是怎么定出来的？”

“六六年地区开会定的，拿的是黄瓜鱼、鳓鱼这些鱼的鳔做参照。”周明把头抬起来。“陈屿，那些鱼的鳔一斤晒出来是薄薄一张纸。八块钱一斤，在那时候不算低。”

“可我这一片不是。”

“对，你这一片不是。”

院子里那盏马灯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在墙上。

“陈屿，我今天跟你讲个事。”周明把笔记本往桌上一按，“我七九年到县公司，头一年下乡跑收购，跑了三个月。那三个月我见过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

“广东人。”

陈屿的手在桌沿上顿了一下。

“七九年秋天，霞浦县城来了三个广东人。他们不进收购站，也不去公司，就在县城东街那一片药材铺子转。”周明说。“转了四天，收了七样东西走了。”

“收了什么？”

“我不知道。”周明说。“那年我二十四岁，刚进公司，站长跟我讲：不该问的别问。”

“那您怎么知道他们是广东人？”

周明笑了一下：“因为他们说话我听得懂一半。他们讲的是广东话，可里头有一个会讲普通话，就是他跟保和堂老掌柜谈了一个下午。”

陈屿把身子往前倾了倾。

“周同志，您等一下。”

“怎么？”

“保和堂？”

“对，保和堂。”周明说。“县城东街走到底那一家。”

院子里那会儿风把马灯的火苗吹得歪了一下。

“陈屿？”

“周同志，我七月十九去过保和堂。”

“你去做什么？”

“卖笔架干。”陈屿说。“他们柜上挂八毛，挂了二十五年。我跟他们讲，那不是八毛的东西。”

周明放下了手里的笔。

“后来呢？”

“后来老掌柜从北屋拿出一个木匣子，匣子里两片东西，收进来二十六年没出手。”陈屿说。“那两片是切开的金鳌鳔。他自己拿不准是什么，拿到福州问过两回，问的是坐堂的老大夫，两回都说看着像鱼鳔，可不敢说死。”

周明在灯底下看着他，好一会儿没吭声。

“陈屿。”

“您讲。”

“七九年那三个广东人，在保和堂待了一个下午。”周明说。“临走的时候老掌柜送他们出门，一直送到街口。我那天正好在对面那个茶摊上坐着，我看见了。”

“送出去的时候有没有带东西走？”

“没有。”

“那就是没谈成。”

“对。”周明说。“老掌柜手上那两片是切开的，他自己都拿不准。人家广东人是行家，一看就知道那不是整副的。”

院子里那盏马灯的油又矮下去一截。

“周同志。”陈屿说。“我问您一句。”

“你问。”

“七九年那三个人，是从哪儿来的？”

“广州。”

“他们是干什么的？”

周明把笔记本合上了。

“陈屿，我今天讲的这些，你听过就算。”周明说。“我在县公司干了九年，我这个位置是业务科底下一个跑外的，我上头还有科长，科长上头还有经理。有些事我不该讲。”

“那我不问了。”

“可有一样我要跟你讲。”周明说。“今年是八三年。”

“八三年怎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