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四点。

天边泛出了一抹灰白色的微光。

经过一夜的全线反击，第五军和十九路军的各部队陆续停止了追击，开始收拢兵力、回到各自的阵地。

战线的位置——

回到了一月三十一日的状态。

闸北、上海北站一线。

等于打了半个月，日军没有丝毫进展。

半个月的时间，日军投入了海军陆战队、混成第二十四旅团、第九师团，总兵力从最初的五六千人增加到四万余人。

动用了军舰上的舰炮、飞机上的炸弹、坦克、重炮、臼炮——几乎所有能用的武器都用上了。

结果呢？

战线没有前进一米。

留下的是满目疮痍，遍地废墟。

闸北的街道被炸成了瓦砾场，江湾的农田被炮弹犁成了月球表面，庙行镇已经不存在了——它变成了一片废墟的代名词。

吴淞要塞的炮台被炸得千疮百孔，蕴藻浜的河水染了又清、清了又染。

双方的士兵在这片废墟上厮杀了半个月，各自留下了数以千计的尸体。

这一战——被后来的历史学家称为庙行大捷——十九路军和第五军的战果颇为丰硕。

初步统计：击毙击伤日军五千人左右。

其中包括第九师团的大量军官和炮兵技术人员，以及两个完整的重炮大队的丧失——这个损失在战术层面是不可弥补的。

己方也付出了四千余人的伤亡。

第五军、十九路军的三万人也损失惨重。

双方的伤亡比从之前的3:1改善到了接近1:1——这在抗战史上是罕见的。

但不等于可持续。

四千人的伤亡意味着大量的战斗骨干损失、大量的武器消耗、大量的后勤压力。

十九路军和第五军都在舔伤口，补充战损。

二月二十七日。

东京，日本陆军参谋本部。

一间宽敞的办公室里，墙上挂着日本列岛和亚洲大陆的巨大地图。

地图上，上海附近的位置用红笔圈了好几个圈——每一个圈都代表一次失败。

总参谋长闲院宫载仁亲王坐在办公桌后面，手里拿着植田谦吉发来的战报。

他的脸——皇室成员特有的那种克制而威严的面容——此刻扭曲成了一种极其罕见的表情。

愤怒。

纯粹的、不加掩饰的愤怒。

他一个字一个字地看完了战报，然后把战报摔在了桌上。

两个重炮大队——全军覆没。

师团部被炸——我自己差点被炸死。

旅团部被炸——通讯全断。

防线被突破——各部溃退。

敌人穿我军军服、冒充皇族军官、在我的后方如入无人之境——

最后还跑了。

闲院宫载仁亲王的手指在桌面上敲了几下，每一个指节都带着克制的力度。

想毙了植田谦吉的心都有。

但——现在不是时候。

第九师团虽然被打残了，但三万多人还在上海，需要有人收拾残局。

植田谦吉再怎么无能，他毕竟是现地最高指挥官，在他被替换之前，还得靠他来维持局面。

等接替的人到位——

他的好日子到头了。

通知内阁。

闲院宫载仁亲王对旁边的副官说，增兵。至少两个师团。

同一天，东京，首相官邸。

首相犬养毅召集内阁会议。

会议的主题只有一个：上海怎么办？

各方意见不一——海军认为应该加大海上封锁和舰炮支援，陆军认为必须增派地面部队，外务省担心国际舆论的压力，大藏省则在算经济账（打仗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