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越说越激动，两只手在空中比划著名。

“先生今天讲的那些，什么盛极必衰——那个时候在校长室门口偷听的，我虽然当时没在场——但我听同学说了，那些话，要是能印出来……”

他没把话说完，但意思已经很明显了。

沈既白看著他。

写书。

这个念头不是第一次出现了——

从他决定“做点什么”的那一刻起，这个念头就一直潜伏在脑海的某个角落里。

站在讲台上讲课，一次三十个人；可一本书——

一本书能走到他去不了的地方，能说他不能说的话。

当然，不能太直白。

这里是一九零零年的日本，军国主义的铁幕正在合拢，你不总不能明火执仗地写一本《帝国主义批判摆在书店里罢。

但文学不一样。

文学是绕路的，文学是隱喻的——你讲一个故事，故事里的人做了选择，选择带来了后果——读者自己会想的。

你不需要告诉他“军国主义是错的”，你只需要让他看到一个被军国主义碾碎的家庭，让他看到一个父亲离开时“高兴的脸”和之后再也没有回来的事实，让他看到一个母亲“为国奉公”的真相——

读者自己会想明白的。

而且——钱。

写书是有稿费的。

他偏头看了一眼藤野严九子——

她已经吃完了，正低著头摸自己腰间掛著的那只布钱袋，那钱袋很小，扁扁的，一捏大抵就能感觉到底下的手指。

她养了他半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