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所述，法家的思想虽然实用，但却是零碎的，经验式的。需要系统总结，上升为理论。这个历史的任务就落在了韩国的王室公子韩非子的肩上。

在韩非子前，法家有三大流派。一派是以慎到为首的“势”派。慎到与孟子同时代，他主张，在政治和治国方术中，“势”，即权力和威势是最重要的。第二派，以申不害为首的“术”派，强调“术”，即政治权术。第三派，以商鞅为首的“法”派，强调法律和规章制度。而韩非子认为，这三者是缺一不可的。他认为：“明主之行制也天，其用人也鬼。天则不非，鬼则不困。势行教严，逆而不违……然后一行其法”明君如天，执法公正，这是“法”的作用;他驾驭人时，神出鬼没，令人无从捉摸，这是“术”;他拥有威严，令出如山，这是“势”。三者“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有了这三件法宝，君主就像开了挂，一路绿灯顺利升级了。然而，炼出三件法宝的韩非在韩国无所用其巧，后来被秦王政赏识了，却又将他虐死狱中。

不管怎样，法家的思想是崭新的，有着时代气息，与时俱进。

中国人办事往往依循过去惯例，这可能与大多数民众是农民有关。农民为所耕种的土地所束缚，很少旅行。他们年复一年，按季节变化耕耘作物，凭过去的经验就够用了。如果遇到新事，首先就想过去有什么经验可以遵循。这个传统思维方式对中国哲学有巨大影响。从孔子的时代起，多数哲学家都要找古代的权威来支持自己的学说。孔子喜欢援引的古代权威是西周的文王、周公。墨子与儒家辩论时，援引比文王、周公更古老的夏禹。孟子为能凌驾墨家之上，往往援引尧舜，因为他们是传说中比夏禹更早的圣王。最后，道家为胜过儒家和墨家，又请出伏羲、神农，据说他们比尧舜还要早几百年。这些哲学家在这样做的时候，事实上是建立了一种历史退化观。这些哲学家，思想主张虽然各有不同，但是，他们的历史观却有一个共同点：人类社会的黄金时代在过去，而不在将来。自古代的“黄金时代”以来，历史是在日渐退化。因此，人类的拯救不在于创立新的，而要靠退回到古代去。先秦时期各主要思想流派中最后出现的法家，在这方面是一个鲜明的例外。韩非子认为古代的人们比较纯朴，是物质条件造成的，古者“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今人多……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韩非子五蠹所以他认为不能守株待兔，要采取新的方法适应新的变化。他认为，圣人治国，不是要使人人都自觉行善，而要着眼于使大众不能作恶。在一国之中，能自觉行善的不会超过十个人，但只要民众不作恶，国家就能保持太平。君主治国，着眼在大多数，至于其他少数，无关宏旨。因此，要着力的是执法，而不是立德。作为荀子的学生，韩非子深信人性恶。君主治国要掌握赏罚两项大权，即他说的治国“二柄”。

关于法律的运用，韩非子的观点也充满现代精神。原来的周朝有礼和刑两项权力原则。对贵族内部实行“礼”，对下层庶民实行“刑”。把阶级内部矛盾和阶级矛盾描述得如此清晰：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而韩非子则根据时代的变化提出石破天惊的思想：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法不偏袒权贵，法律的准绳决不能屈从于邪恶，就象木匠用的墨线决不会就弯曲的木料一样，应该受到法律制裁的人，即使他有才智也不能用言辞来辨解、搪塞，即使他英勇无比也不敢用武力来抗争。惩罚非过，不可回避权贵大臣;而奖赏善行，则不可遗漏普通百姓。就是说没有阶级，只有人性，人性本恶，恶则罚，但是所有人一视同仁，因为所有人，无论什么阶级，只要是人，其性就是恶的，那还讲什么礼？这种一刀切，倒也是非常进步的。

韩非子的确是一把斩乱麻的快刀。诸子百家的思想在他这里截长补短，兼收并蓄，很好地融为一体。他吸取了诸子百家思想的合理成分，又把他们不切实际的内容摒弃掉。比如，他吸收了荀子的“性本恶”思想，为轻罪重罚找到了理论根据。他又吸取了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给君主运用术和势找到了指导原则。但他又把儒道两家对君主的要求降低，很好地适应了时代发展。而且，法家是很不讲“礼”的。它把贵族地位降低，所有人一律用“刑”。

韩非子是一部深刻改变社会现实面貌的书。它爆发出的洪荒之力为中国后世封建王朝确立了政治和法制的主体，几乎每一个王朝都是其思想的实践，尽管一些儒家人士常常批评统治者是“外儒内法”，但法家思想始终是君主专制政体最实用的统治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