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第十九章暗流(2 / 2)德意志1806年至1871年首页

我不知道说什么。他是我们认识的人里,最不该这样死的。

你永远的朋友

汉斯”

弗里德里希拿着那封信,在办公室里坐了很久。

窗外,春天的阳光照在施普雷河上,波光粼粼的。街上人来人往,车马喧嚣,一切如常。

他想起让。想起那个阿尔萨斯士兵坐在庄园门廊里,笨拙地拆着绷带。想起他教自己说的那些法语单词:面包叫“pain”,水叫“eau”,朋友叫“ami”。想起他临走前,把皮埃尔的勋章塞进自己手里。

那个在庄园里住过十三天的年轻人,那个从俄国走回来的幸存者,那个在法国小镇上当铁匠、娶了当地女人、生了两个孩子的人——被几个喝醉的士兵打死了。

因为他是个阿尔萨斯人。

因为他生在两个国家之间,生在这个永远说不清谁是谁的地方。

弗里德里希把手伸进贴身口袋,摸了摸那两枚一直带着的勋章。一枚是皮埃尔的,一枚是让后来托汉斯带给他的。

现在,那两个人都死了。

他把那封信折好,放进口袋里,和那些勋章、那些信放在一起。

六

那年夏天,约翰·韦伯又来了。

他比上次见面时老了一些,头发灰白了,脸上多了几道皱纹,但眼睛还是亮亮的。他站在办公室门口,手里提着一个篮子,笑呵呵的。

“瓦尔德克先生,我又来了。”

弗里德里希请他进来。韦伯坐下,把篮子放在桌上——里面又是几瓶酒,还有一些南德的土特产。

“生意怎么样?”

韦伯的眼睛亮了起来。

“好得很。现在跑一趟莱比锡,比从前快一半。路上遇到的商人,十个里有八个都盼着你们的关税同盟能再扩大。符腾堡那边,听说已经在谈了。巴伐利亚还在犹豫,但迟早的事。”

他看着弗里德里希,目光里有一种真诚的感激。

“你知道吗,我这几年跑买卖,见过的官员多了。你是唯一一个真正办事的。不是那种只会说‘规定就是这样’的人,是真的想办法解决问题的人。”

弗里德里希摇了摇头。

“不是我一个人。很多人都在做。”

韦伯笑了。

“也许吧。但我只认识你。”

临走前,他忽然想起什么,从篮子里拿出一个东西,递给弗里德里希。

那是一个小盒子,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块怀表,银色的,表面刻着精美的花纹。

“这是我自己攒钱打的,”韦伯说,“送给你的。不是什么贵重东西,但……谢谢你这些年做的事。”

弗里德里希拿着那块怀表,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

韦伯摆摆手。

“别说了。下次来柏林,我还来找你喝酒。”

他转身走了。

弗里德里希站在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走廊尽头。然后他低头看着手里的那块怀表,银色的表面在阳光下闪着光。

他想起父亲信里写的:“普鲁士需要像你这样的人。需要能想问题的人。”

也许,他真的在做一些事。也许那些事,真的有用。

七

那年秋天,弗里德里希收到了一封从巴黎寄来的信。

信是所罗门写的,比平时厚,字迹有些潦草:

“弗里茨:

好久没给你写信了。书店的生意还好,但日子越来越难。法国这边也在收紧,梅特涅的手伸得太长,到处都有他的间谍。

有件事告诉你:那本书,费希特的那本,有人翻译成了法文。印了几百本,在巴黎的流亡者中间传。有人读了,有人哭了,有人写信给我,说谢谢。

我想,你当年烧掉的那些书,其实没有烧掉。它们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活下去了。

你还记得洪堡说的那句话吗?‘只要还有人记得,那团火就灭不了。’

我现在信了。

保重。

所罗门”

弗里德里希拿着那封信,在窗边站了很久。

窗外,秋天的阳光照在施普雷河上,河面飘着落叶,一片一片的,慢慢流向远方。

他想起洪堡,想起那个头发全白、背也驼了的老人。洪堡还活着,但已经很老了,很少出门,也很少见人。他最后一次去看他,是在去年冬天。洪堡握着他的手,说:“我快走了。但你还在。这就够了。”

他想起费希特,想起那个站在讲台上、声音像一把刀的老人。费希特死了快十年了,但他的书还在,有人在读,有人在传,有人被感动。

他想起父亲,想起那个拄着拐杖站在门廊前的老人。父亲也走了,但他说过的话,写过的信,还在他口袋里,贴着胸口。

他摸了摸那块怀表,韦伯送的,银色的表面微微发烫。

他把手伸进贴身口袋,摸了摸那些一直带着的东西——父亲的信,母亲的靴子,那本《社会契约论》,费希特的原稿,洪堡的纸条,那两枚勋章,汉斯的信,所罗门的信,韦伯的信。

它们都在。

那些人,有的死了,有的走了,有的变了。但他们留下的一些东西,还在他这里。

八

那天晚上,弗里德里希一个人坐在小屋里,点起蜡烛,翻开那个跟了他十七年的本子。他拿起笔,在烛光下写字:

“一八二四年十月

汉斯来信说,让死了。被几个喝醉的士兵打死的。因为他是阿尔萨斯人。

韦伯来了,送了我一块怀表。他说谢谢你这些年做的事。

所罗门来信说,费希特的书被人翻译成了法文。在巴黎传。

卡尔结婚了。他说他累了。

洪堡还活着,但已经很老了。

我不知道还要等多久。也许十年,也许二十年,也许永远等不到。

但我想,费希特的那句话是对的。不是我们已经是什么,而是我们想成为什么。

我想成为的那个德意志,还在路上。也许很远,也许永远到不了。但至少,我还在走。

那些已经走了的人——父亲、费希特、施泰因、沙恩霍斯特、让、皮埃尔——他们也在走。只是走在不同的路上。

总有一天,这些路会汇到一起。

也许我活着的时候看不到。但总会有人看到的。”

他合上本子,吹灭蜡烛。

窗外,月光很亮。远处传来教堂的钟声,当当当的,一声接一声。

一八二四年的秋天,就这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