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1章 解读春苗二

”那时候的知识分子们，真的是这样吗？”

“学富五车的他们，真的会对农民的苦难无动於衷吗？”

任夏將谢进隱藏在脸谱化反派形象背后的问题挖出来后，整个人精神变得高度集中开始系统阐述自己的见解。

“想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要短暂脱离这部电影的视角，去看一看歷史各个时期只中，知识分子究竟以怎样的形象和角色出现。”

“如果站在歷史的角度去审视，你就会发现，中国的知识分子问题，从来不只是民国或建国初期的偶然现象，而是一条贯穿两千年的暗线。”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始，知识便与权力完成了第一次神圣同盟。董仲舒的天人三策，表面是哲学建构，实则是知识垄断的制度化宣言：只有精通特定经典的人，才有资格解释世界、治理国家。儒学从百家之言变为官学，知识分子从思想者变为候补官僚。”

“魏晋门阀制度將这套游戏推向极致。”

“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九品中正制，本质是血缘与知识的双重世袭。知识不再是为了启迪民智，而是为了区隔阶层。王谢子弟清谈玄学，不是真要探究宇宙真理，而是为了展示他们与庶民不同我们谈的你们听不懂，这就是我们的身份標识。

“唐宋科举看似打破了门阀，实则建立了更精巧的知识垄断。”

考试內容限定於四书五经，评判標准掌握在座师门生手中。一场科举下来，录取的不仅是官员，更是自己人。

苏軾与程颐的蜀洛党爭，表面是学术分歧，实则是学术圈地运动：我的门生占这个位置，你的弟子占那个山头。知识成了派系斗爭的武器，与百姓疾苦何干？

明代东林党人最是典型。他们高喊“家事国事天下事”，但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时，可曾有一日走进周边佃农的茅屋？

他们批判阉党专权慷慨激昂，但可曾为江南重赋下的织工、灶户说过半句话？

没有。因为他们的“天下”是士大夫的天下，他们的“民生”是地主乡绅的民生。

当李自成攻破bj、清兵入关时，这些满腹经纶的知识精英，要么降清求荣，要么自杀殉节，他们愿为朝廷死，却从未为百姓活。

到了民国，这套戏码换上了现代戏服。

胡適、傅斯年、钱穆、这些大师，留学欧美，满口民主科学。但他们骨子里还是士大夫。

胡適谈“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可他研究的是北京图书馆里的善本问题，是《水经注的版本问题，而不是安徽老家佃农的饿肚子问题。

鲁迅看得最透。他在《阿q正传《药里写尽了知识分子与民眾的隔膜。

夏瑜在牢里说“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茶客们听不懂；他流血牺牲，华老栓用人血馒头给儿子治癆病。

悲哀吗？悲哀。

但更悲哀的是，民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连夏瑜那点试图让民眾听懂的努力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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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讽刺的是抗战时期。北大、清华、南开南迁昆明成立西南联大，师生们唱著“千秋耻，终当雪”，写下了中国教育史的悲壮一章。

但联大周边呢？

云南农民依然疟疾横行，婴儿死亡率高得惊人。

可有几个教授放下研究，去为农民做最基础的卫生宣传？

或许有，但应当极少，因为史料並没有记载，多数知识分子们觉得那不是他们的任务。

为什么？

因为知识分子的自我定位从来是教化者，而非服务者。

他们对自己的定为，是站在高处向下传播光明的导师。

你要他们弯下腰，走进黑暗，与民眾一同摸索？

那是辱没斯文。

新中国建立，天翻地覆，换了人间。

百姓们欢呼雀跃，他们终於分到了自己的土地，但对於知识分子而言，社会地位变化带来的鲜明落差，同样让他们心中难以轻易的慨而慷。

新政权曾经给过他们一段时间的优待，但政权的根本意识形態却依旧明確：知识分子必须和工农群眾相结合。

这对许多民国遗留下来的学者来说，不啻为一场精神上的凌迟。

民国时他们是大师、教授、专家，出入有车马，往来无白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