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国摇摇头：把钱省下来买吃的吧，我没事。

春花去纱厂找了份工，每天站十二个小时，手指被棉线勒出血痕。她用第一份工资给兴国买了药，可第二天回来时，发现药不见了，桌上多了半袋面粉。

药呢？春花颤抖着问。

兴国虚弱地笑了笑：我拿去换了粮食，你太瘦了...

春花扑进他怀里，泪水打湿了他的衣襟。她知道兴国的病已经拖得太久了。

1942年一月，上海下了一场大雪。兴国躺在床上，呼吸微弱。春花用最后的钱请来了医生，医生摇摇头，什么也没说就走了。

春花...兴国艰难地开口，对不起...我不能...带你回老家了...

春花握着他的手，强忍着泪水：别说了，你会好起来的...

兴国的目光落在墙角那卷剧社的旧幕布上：用那个...裹我吧...就像...我们第一次演出时...我穿的戏服...

雪越下越大，窗外的世界一片洁白。兴国的手渐渐变冷，他的眼睛永远闭上了，嘴角还带着一丝微笑，仿佛梦见了他们回老家成亲的场景。

春花用剧社的旧幕布裹了兴国，在郊外的荒地挖了个浅坑。没有棺材，没有墓碑，只有一根柳枝插在坟头。春花跪在雪地里，久久不肯起身。

我会活下去的，她对着坟头轻声说，为了你，也为了我们的约定。

雪停了，春花擦干眼泪，走向那个没有兴国的世界。

接下来的日子像一场噩梦。春花搬到了火车站附近，住在一间昏暗的阁楼里。为了活下去，她不得不站在楼道口，对路过的男人挤出笑容：两洋钿...

有个戴眼镜的先生常来，他不说轻佻话，只让春花念《大公报》上的新闻给他听。春花识字不多，但兴国教过她一些。每次念到抗日战场的消息，她的声音就会微微发抖。

1945年夏天的一个深夜，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春花。开门一看，是那位戴眼镜的先生，他的袖口沾着血，脸色惨白。

求求你...藏我一会儿...他气若游丝地说。

春花没有犹豫，把他推进了煤堆。几分钟后，特务追来了。

老总，我这儿只有睡着的醉汉呀。春花挡在门口，脸上挂着职业性的笑容。

特务粗暴地推开她，搜查了一圈，没发现什么，骂骂咧咧地走了。那位先生从煤堆里爬出来，感激地看了春花一眼，消失在夜色中。

1945年八月，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满街都是鞭炮屑。春花卖掉最后一件值钱的东西——那对镀银的耳环，买了张北上的火车票。

车厢里挤满了返乡的人。春花在徐州转驴车时，被溃兵抢走了包袱；搭渔船的夜路，差点被船老大推进江里。最后三百里，她跟着逃荒的人群步行，嚼野蒿子充饥。

当故乡的山梁出现在暮色中时，春花的布鞋已经磨穿了。她踉踉跄跄地走向记忆中的村庄，却没有看见村口的槐树，没有冒着炊烟的屋顶。

焦黑的房梁斜插在土里，碎瓦片上长着蒲公英。春花在废墟里翻找，指甲缝里塞满了泥土，却只挖出半截生锈的剪刀——是娘当年剪窗花用的。

夕阳西沉，春花突然发现断墙边开着几簇野花，粉红的花瓣在风里轻轻摇晃，像极了当年兴国为她插在鬓边的那朵。她跪下来，把脸埋进潮湿的泥土。

没有哭声。只有晚风掠过废墟的呜咽，像一首无人聆听的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