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帝对华而不实的士人深恶痛绝，下诏给吏部尚书卢毓说：“选拔举荐人才时，不要唯名是取，名声如同地上的画饼，只能看不能吃。”卢毓说：“凭名声选拔，不足以得到奇异的人才，但可以得到一般的人才一般的人敬畏教化、仰慕善行，然后才会出名，不应当痛恶这样的人。我既不能够识别奇异的人才，而主事官吏的责任又是根据名次按常规任命官职，只有从以后的实际中检验了。古代以上奏陈事考察言谈，用实际工作考察能力。如今考绩的办法已经废驰，只是凭借赞誉或毁谤的舆论决定晋升和罢免，所以真假混杂，虚实难辨。”明帝接受了他的建议，颁布诏书让散骑常侍刘邵制定考课法。刘邵制定都官考课法七十二条，又作说略一篇，下诏让百官讨论。

司隶校尉崔林说：“周官考课之法，条例已十分完备了。从周康王以后，就逐渐废驰，这就说明考课之法能否保持完全看人的掌握。到汉代末年，失误岂止在于佐吏的职责不详密！如今军队或聚或散，减增无常，本来就很难统一标准。况且万目不张，就要拉住它的纲绳裘毛不整，就要抖动它的衣领。皋陶在虞舜的手下做事，伊尹在商王朝供职，邪恶的人自会远离。如果大臣们能尽到他的职责，成为百官效法的榜样，那么谁敢不恭恭敬敬地尽职尽责，难道在于考核吗？”

黄门侍郎杜恕说：“公开考核官员的能力，三年进行一次考绩，确实是帝王最完善的制度。然而经过六个朝代，考绩办法没有明着于世，经过七位圣人，考核条例也没能流传下来，我的确认为这是由于考核的原则可以粗略地依据，详细规定很难一一列举的缘故。俗语说：“世上有恶人，没有恶法。”如果法制是万能的，那么唐尧、虞舜可以不必需要后稷、子契的辅佐，商朝、周朝也不会以伊尹、吕尚的辅助为可贵了。而今主张考绩的人，陈述了周朝、汉朝的所说所为，辍叙了汉代京房考功课吏的本义，可以说是使考课的要旨更加显明了。盼望用这种办法崇尚谦恭推让的世风，振兴美好的治绩，我认为还不是尽善尽美。打算让州、郡举行任官考试，必须经由四科，都有实际成效，然后保举，经官府考试征用，任不地方官吏，根据功绩补升为郡守，或者增加禄秩，赐予爵位，这最是考核官吏的当务之急。我认为被任职的官员应当使他们的身分显贵，采用他们的建议，命他们都分别制定州郡官吏考核办法，切实施行，确立可信的必赏制度、可行的必罚制度。至于三公九卿及内职大臣，也应当都就他们的职务进行考核。古代的三公，坐在君王身旁讨论治国大道，内职大臣，时时弥补君王的疏忽和错误，再小的善行也要记载，再小的过失也要纠举。况且天下如此之大，大事如此之多，绝非一盏明灯就能照亮每个角落，所以君王好比是头脑，大臣好比是四肢，必须明白同属一体、互相依赖才能成事的道理。所以古人说廊庙所以需的木材，绝非一根木头就能支撑，帝王的宏大事业，绝非只靠一个臣僚的谋略。由此看来，怎么可能只靠大臣守职尽责办理课试，就可以使天下太平和乐呢？如果容身保位没有被放逐罢官之罪，而为国尽节，也处在被怀疑的形势中，公道没有树立起来，私下议论却成为风气，这样即使是孔子来主持考核，恐怕也不能发挥一点点才能，何况世俗的普通人呢？”

司空掾北地人傅嘏说：“设置官吏分担职责，管理百姓，是治国的根本。依照官职考察官员的实际工作，依照规章进行督促检查，是治国的细微末节。大纲不举而抓细小之事，不重视国家大政方针，而以制定考课之法为先，恐怕不足以区分贤能和愚昧，显示出明暗之理。”于是，久议不决，此事竟没有实行。

起初，右仆射卫臻主持推举选拔人才的工作，中护军蒋济给卫臻写信说：“汉高祖遇见逃犯，任命为上将周武王延聘渔夫担任太师。平民百姓甚至奴仆，可以登上王公之位，何必墨守成文，非得考试以后才能任用？”卫臻说：“不然。你想要把牧野大战比同于周成王、周康王时代，把汉王斩蛇起义比同于汉文帝、汉景帝时代，喜好出乎常规的举动，开提拔奇才的先河，将会使天下混乱起来。

卢毓议论人才及选举之事，都是优先考虑德性品行而后再谈才干。黄门郎冯翊人李丰曾经就这个问题问卢毓，卢毓说：“才干是要用来行善的，所以大才干能够成就大的善行，小才干能够成就小的善行。如今只说是有才而不能行善，这样的才干是不适合作官的！”李丰佩服他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