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明帝青龙二年甲寅，公元234年五月，吴王率军信驻巢湖口，直指合肥新城，号称十万大军又派遣陆逊、诸葛瑾统率一万余人进入江夏、沔口，进指襄阳将军孙韶、张承进入淮河，直指广陵、淮阴。六月，满宠想要率领各路大军救援新城，殄夷将军田豫说：“敌人倾巢动，大举进攻，不是为图小利，而是打算以新城为钓饵，引诱我大军前来。应当听任仓们攻打新城，挫伤其锐气，不应与之争战以决胜负，城攻不下，士兵必然疲怠待他们疲怠后再攻击，可以大获全胜。如果敌人看出这一计策，必不再攻城，势必自行撤退。如果我们马上进军，正中了他们的奸计。”

此时，在东方的部队正轮番休假，满宠上表请征召中军兵，并征召休假的将士，集中力量迎战。散骑常侍广平人刘劭商议时认为：“敌军人数众多，而且刚刚来到，意志专一，士气旺盛，满宠因守军人少又在自己防地作战，即使出击，步定不能制胜敌军。他请求援军，没什么过失。我认为可以先派遣步兵五千，精骑兵三千，做为先头出发，扬言从数道进军，造成震慑敌人的形势。骑兵到达合肥，疏散队列，多布旌旗，多擂战鼓，在城下展示兵力，然后带领部队从敌人背后出现，占其退路，扼其粮道。敌人听说我大军前来，骑兵截断了后路，必定震惊而逃，不战自破。”明帝采纳子这一建议。

满宠想要转移新城守军，引敌人到寿春，明帝不同意，说：“从前汉光武派遣部队占据略阳，终于攻破隗嚣。先帝在东方设置合肥，在南方把守襄阳，在西方固守祁山，贼兵一来就在这三城之下被击败，其原因正是因为它们处于必争之地。即使权攻打新城，肯定不能攻下。命令将士们坚持守住，我将亲自前往征讨。到那时，孙权恐已经逃走。”于是派遣征蜀护军秦朗统率步、骑兵二万人援助事马懿抵御诸葛亮，命令司马懿：“一定要坚守壁垒，不与决战，挫败敌军锋芒，使们们进攻不能得逞，撤退不能交战，停留时间长久，粮食就要耗尽，劫掠也不会有收获，则必撤军。待敌撤退时再去追击，才是全胜之道。”秋季，七月明帝亲登龙舟东征。

满宠招募壮士焚烧吴国攻城的器械，射死吴王的侄子孙泰，而且吴国官兵多有生病。明帝离吴国驻地数百里时，迷惑敌人的先遣军已先行到达。吴王开始认为明帝不会亲征，听到率大军已到，于是撤走，孙韶也退兵。

陆逊派遣亲信韩扁携带表章到吴王那里，被魏巡逻的人截获。诸葛瑾听到消息后非常害怕，写信给陆逊说：“主上已经撤军回去，敌军俘得韩扁，会完全知道我们的虚实，而且河水已干，应当火速撤军。”陆逊未回答，正在催促部众种菜、种豆，和部将下棋射戏同平常一样。诸葛瑾说：“陆逊足智多谋，他一定有原因。”于是亲自前来会见陆逊。陆逊说”贼军知道主上已经回去，再没有什么忧虑的，得以专门用力对付我。而且他们地住关口要道，我们的兵将心怀恐惧，应当镇定以安军心，再设计权变，然后撤出。现在即便表示撤退，贼军必定认为我们害怕了，仍然会来施加压力，我们势所必败。”于是秘密地与诸葛瑾订下计谋，命令诸葛瑾督领船队，陆逊出动全部兵马以示向襄阳城进发，魏兵素来惧怕陆逊的名声，急忙撤还赶赴襄阳城。诸葛瑾便率领船队驶出，陆逊从容地整理队伍，故作声势，步行走到船上，魏军不敢逼近。行到白围时，假称停留打猎，秘密派遣将军周峻、张梁等袭击江夏、新市、安陆、石阳，杀死俘获一千人余人而还。

吴国诸葛恪因丹阳山路程险阻，山民又多强悍，虽然以前出征讨，只是空得一些外县的平民而已，其余都藏在深山远谷，不能全部擒获，便多次请求到当地做官让山民出山，保证三年可获得士兵四万。大家都认为：“丹阳地势险阻，与吴郡、会稽、新都、番阳四郡邻接，周围数千里，山谷万重。当地人民深居幽谷，从没有进过城，遇到官吏，都是手持武器，在山野中逃跑，老死在丛林之中。被追捕逃亡的惯犯，也都一起逃窜。山里出产铜铁，自己铸造兵器。民俗喜好练武，熟习打仗，崇尚气势勇力。他们爬高山越险地、穿密林过棘丛，好象鱼游深渊、猿猴攀树一样自如。不时观察机会，出山抢掠，时常招致官兵讨伐，寻找他们藏身的山洞。他们战则一轰而上，败则如鸟飞鼠窜，从前代以来，一直没能制服他们。”大家都认为很难。诸葛恪的父亲葛谨听到后，也认为事情最终办不到，叹息说：“诸葛恪不能使我家兴旺，终将使家门败灭！”诸葛恪一再说他必能取胜报捷，吴王于是任命他为抚越将军，兼丹阳太守，让他按自己的计划行事。

吴国潘浚讨伐武陵蛮夷，几年时间，斩杀俘获几万人。自此之后，各蛮夷部落衰落，一方平静无事。十一月，潘浚返回武昌。

尚书琅琊人诸葛诞、中书郎南阳人邓等互相结成朋党，争相题品吹捧，以散骑常侍夏侯玄等四人为四聪，诸葛诞等八人为八达。夏侯玄是夏侯尚的儿子。中书监刘放的儿子刘熙、中书伶孙资的儿子孙密、吏部尚书卫臻的儿子卫烈三人都不能与他们相提并论，但因他们的父亲高居权势之位，特别容纳三人得参预题品，称为三豫。

行司秆事董昭上书说：“凡拥有天下的帝王，无不崇沿尊重朴实忠信之士，深恶虚伪不真之人，这是因后者毁坏教化，扰乱秩序，伤风败俗。近有魏讽在建安末年被诛杀，曹伟在黄初二年被处死。俯伏思量陛下前后颁布的诏书，极为痛恶浮华虚伪，想要打破拆散明党，常常因此而切齿痛恨而执法的官吏，却畏他们的权势，不敢监督揭发，败坏风俗行为，赵来越严重。我暗中观察，当今年轻人不再把作学问当作进取之本，而专门以互相结交朋友为业。国中士人不以孝悌清廉修身为第一，而以趋炎附势营利为先，结成朋党，连成群伙，互相恭维，叹息怀才不遇，把诋毁当作惩罚羞辱，把朋党赞誉看作封爵奖赏，对依附自己的人则连声赞叹，好话说尽，对不依附自己的人则百般挑剔，以至互相说：“当今之世什么忧虑不能消除，只怕人事关系不够，交结党友不多而已，还担心什么别人不了解自己，只要让他听几句好话，就会像吃了灵丹妙药对你温和服贴。”又听说有的人还指使家中奴仆宾客冒充属下差役，出入宫廷官府禁地，来往书信，探听消息。凡是这一类事情，都是法律不容许，刑罚不赦免的。即使魏讽、曹伟的罪过，也不比他们更重！”明帝同意董昭的说法。二月，壬午初四，下诏说：“社会风气的朴实和浮华，随着教化而改变。兵荒战乱以来，儒家经典的教授完全荒废，年轻人进取的途径，不在经典，这岂不是训导不恰当、对将提拔任用的人不突出考察品德吗？从现在起，郎记必须通晓一种经典才可以升任地方长官，博士课的考试，择取成绩优秀者马上录用，华而不实、不务正道的人罢免！”于是，免去诸葛诞、邓的官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