稻秧的迁植叫“插秧”，也是一门很讲究技巧的农活。

把长成的秧苗从秧田里拔出来，捆成一握大小的一把一把，挑运并均匀地抛撒在水田里。插秧的时候，弯着腰，左手轻轻地握着秧把，手肘当做支点，顶在在左腿膝盖上部的位置，好像一个固定的杠杆，只有最前端的手指部分才会活动。右手不停地上下运动，从固定的左手获取秧苗。

右手将秧苗插入泥里的时候，送秧入泥的指型一定要尖，破泥尽量要小。右手拇指和食指捏住小簇秧苗的根部，护住秧苗的根径，成鸟嘴的形状，将秧苗“啄入”泥里。黏稠的泥浆，立即流动填补空缺，固定住秧苗的根部，让它们稳稳地站住脚跟

插秧的行家，左手的拇指会提前推捻，从秧把分离出一小撮秧苗，刚好适合一次插种的数量。在右手过来取秧的时候，轻轻地弹送，刚好递送到右手手上。再配以合理的脚法腾挪，就像一台人形的插秧机器，可以快速地完成插种。

搞集体的时候，四肢协调、技艺高超的插秧的高手，曾经最多的记录，是一天完成一亩五分多水田的插种，是整个区种田界里的风云人物。

元医生也是村里的插田能手，他的最高记录是一亩两分。没错，元医生只是乡村医生，种田才是他的本业。

元医生家里夫妻两人，加上一个12岁的儿子，一个8岁的女儿，一家四口，每人七分，一共两亩一分的水田。因为他女儿属于超生人口，年满七岁后，才有分田的权利。村里的水田，三年重新分配一次，因此只有等到明年三年期满，再次分配水田，才能分得她的那份。

在村里，像元医生家这样，一家四口人只有两亩一分水田的情况，比比皆是。最过份的是刘家湾的刘海，他家夫妻两人加上四个女儿，一家六口，也只有两亩一分的水田。

在这里，自然环境固定，生存环境单一，和外界的交流闭塞，他们的生活和思维方式，过去几百年来几乎都没有改变过。一些古老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深入他们的骨子里，难以改变。

这些观念和传统常常会和国家的政策、时代的需要产生强烈的冲突，计划生育就是其中之一。

在中国人千百年来的传统文化里，源于最原始、最朴素的血脉继续、种群繁衍壮大的需要，多生多育，人丁兴旺的生育观念，已经深入中华文化的基因血脉。

“多子多福”，虽然一再被证明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幻想。在这里，山水穷恶，人们整日为生计奔波，少有余财。父母操劳一生，儿女赡养不力的事迹，每天都在反复上演。但是，他们仍然固执的坚守着这种“祖祖辈辈们传下来”的生养观念。

他们也因此接受了许多代价和惩罚，其中有些会让他们本已困顿的生活，雪上加霜，甚至难以为继，他们也毫不为意。比如，对于法外生育的人口，七年内不能分得水田，就是这样一个严重的惩罚之一。

对于全靠在土里刨食的农民来说，土地是他们的命根子。他们会为了自家水田多得一寸，成年累月、水滴石穿地凿挖田边的花岗岩石，或者拓挖水田旁沉积岩的山体。他们也会为了自己水田多灌一分水，而和邻居据理力争、寸步不让。

可是他们对法外生育一胎七年内不能分得水田的惩罚却视若无睹，非但如此，他们还会自嘲的管自己超生的孩子叫“非洲人”。

元医生家的女儿就是这样一个乌人。因为超生，妹妹七年内都没有分得水田，要等明年村里的水田重新分配后，八岁的妹妹才能分得她的那一份水田。所以他家四口，现在只有三个人的田籍，而他们的女儿，目前仍是无田的非洲人。

“非洲人非洲人！妹妹是非洲人！”家里的儿子和女儿有时候拌嘴，哥哥就会这样取笑妹妹。

刚开始的时候，妹妹会非常的伤心和在意，她不停地跟哥哥强调：“我不是非洲人，我不是非洲人！”

无果后，妹妹开始找自己的父母哭诉。元医生或者他的妻子，就会安慰女儿道：“你怎么是非洲人？你是黄种人，中国人。”

然后转过头，呵责着哥哥，说道：“逗你妹妹做什么？如果你妹妹是非洲人，你是什么人？”

天长日久，妹妹对哥哥的嘲讽产生了抗体，再次听到哥哥叫自己“非洲人”的时候，不再生气，不再难过，也不再在意，坦然地反驳着自己的哥哥：“我不是非洲人，我是中国人！”

哥哥失去了通过取笑招惹妹妹得到乐趣的机会，慢慢也就偃旗息鼓了。

前几年的时候，家里随着小孩长大，粮食不够，元医生每年都要利用出诊的机会，四处寻求家里余粮的人家，补购两三百斤。不过近几年来，乡村里的余粮越来越多，买粮越来越容易，特别是自从家里水田也换种稻种以后，产量提高了，不再有缺粮之囿，非洲人的话题，更无人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