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早出去贪黑回来，队里的活基本是两头不见日头。白天忙碌一天，晚上回来总是累得蒙头就睡，家穷孩子皮实，身体哪不舒服我历来都不跟大人讲，往往都是咬牙挺几天就过去了。

这几天晚上回来躺被窝里总觉得右脚脖子疼，真不知道是啥时候弄的。开始自己并没留意，心想挺一挺就过去了。可一来二去十来天了，这疼痛不仅没减轻，咋反倒越来越厉害呢？

这回我有点扛不住了，早上起来搭炕沿上一看傻了，右脚脖子肿得老粗老粗了，瞅上去白白的没有一点儿血色。

“叔，婶，我脚脖子肿了。”我知道这回挺不过去的，而且问题很严重，赶快撸起裤腿把脚伸过去给父母看。

母亲用食指按了按我肿起来的脚，心疼地问：“傻孩子，这是啥时候的事，都肿成这样了你咋不早点吱声啊！”

“嗯疼。都好几天了，我没敢吱声。”

“你今天别去队里了，到前屯大队卫生所看看，抓点药吃几天，养养就好了。”父亲也凑到近前，看了看我的脚，他觉得并不严重，关切地对我说道。

“早上听说后院的韩万山去前屯找老于大夫来给他妈看病。巴成这功夫也快回来了，你去也让大夫给看看吧？”母亲觉得这是个好机会，紧忙吩咐说。

坐在邻居家的炕沿上，我脱掉鞋子撸开了裤腿露出脚，老于大夫伸手按了按说：“你这是明病，踝关节骨膜挫伤，不能再干活了，得吃上药养一段时间。我给你开点跌打丸，你到卫生所抓药吧？”

听他一说，我这颗悬着的心这才落地。

为了家里的生计，大妹妹鲁梅去年就辍学下地了，她在队里守场院门一天才挣三个工分。当大哥的我真怕这脚再不争气，一时半会儿好不了，蹲在家里不能帮父亲挣钱养家呀。

吃上了跌打丸，就一天到晚卧在炕头上静养。连下地上厕所我都得手拄棍子小心翼翼地，生怕脚着地影响恢复。

虽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可我盼好病心切，一天天总把眼睛傻咕呆地盯在这脚脖子上，左一遍瞅，右一遍看的，渴望着奇迹在我身上出现，能早点消肿好下地干活去。

没隔几天，前院的孙洪山出工下地坐车不巧被车耳板子把腿挤在马路边立着的电线杆子上，他和我一样也脚瘸不能干活了。

中越反击战刚结束，因一直处于备战状态，当时治红伤的草药三七稀缺，成药跌打丸里干脆就没有这一成分，所以我和孙洪山吃了好多天也不见到啥效果。

孙洪山的父亲是个百事通，在街坊邻居里就是个热心肠。他坐在我家炕沿上对父亲讲：“这跌打丸吃了不管用，我有个治红伤的药方很好使，吃上就见效，莫不如给俩孩子配几副料药吧？”

“二姐夫那你就多费心了，你抓药多少钱我给你。”父母听了又惊又喜，急忙点头满口答应。

他到县城药铺买了两大包中草药，又去前屯卫生所里碾成粉末，回来给我和孙洪山内用外敷。

脚上用热水活着这粘乎乎的中药粉日夜敷着，外面缠着绷带。一会儿敷药干燥了就从脚上刮下来，用水和湿了重敷上，一天天我象个战场上挂彩的伤兵，只能老老实实地躺在炕上养着。

恨病不怕吃苦药，粘稠的料药面子每天早晚都要喝下满满的一碗。这涩苦的药汤里尚未碾细的粗颗粒，一进嗓子眼就往上反登呕吐，往往一折腾就鼻涕眼泪全下来了。服药时我总是用一只手捏住鼻子，强迫自己往下咽，只盼这脚早一点好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