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一个个的义愤填膺，纷纷出班上奏表示“设钞关乃盘剥百姓”、“洪武旧制，凡百姓日用之物，不收一文之税，设钞关有违祖制”云云。

赵辉实在听不下去了，便出列表明立场。

“臣以为，设钞关，收榷税，实属应当。历朝历代，属我朝商税最轻，盖因国初民生凋敝，商贸不行，太祖怜民生维艰，仅抽三十税一。然立国以来，商贾日富，但所交之税，较之所得，不过沧海之一粟而已。长此以往，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故而富者当多缴税，有何不妥？”

立时有人跳出来反驳道：“天予以致富之才，如何能夺之？贫者贫之，乃是其蠢笨、懒惰。人有强弱不齐，勤惰之别，贫富之分，三代以来，亘古就有，国公爷意欲学拗相公变法，均贫富乎？”

朝堂讨论就很容易这样，一扯就能扯远了，有的人一听“三代”这两个字，就可以离题千里，开始论述三代时是如何治国的，总之就是暗搓搓地隐射朱瞻基治国失当。

有人则认为贫富是天生的，有人通过合法的劳动发家致富，不应该用重税来夺取他们的财富，这样的话，人们就会害怕，以后就不敢经商、不敢养蚕织布、不敢经营副业，百姓就只会愈加贫困。

朝堂上的争执还蔓延到了民间的报纸。

以赵辉主办的《民报》，也就是俗称的马报，是支持收商税的宣传阵地，这也是民报第一次开启政论之先河。

接着，市面上开始涌现出专门议政的诸多小报，比如有个叫《牛报》的，是真的就叫这个名，一听名字就知道是和马报针锋相对的了。

署名为大公公士的一篇文章就认为勤俭努力所造成的贫富差距是合理的，而官僚豪强兼并剥夺而来的财富则是不合理的。

这位“大公公”认为在这种前提下，国家应省力役，薄赋敛，平物价，穷人富人应该安守本分，“使富者安其富，贫者不至于贫，各安其份，止其所，得矣”、“天生众民，有贫有富”，不能压抑富人，“富家巨室，小民之所依赖，国家所以藏富于民者也”。

马报上则有个名叫“口口先生”的人直接驳斥了“大公公士”的观点，“口口先生”认为贫富差距是一部分人侵占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天下之财，自有定数。若天下有田百亩，我占九十九，则汝等仅占一亩，岂非我富足而汝只能饿肚？我不富则人不贫，我愈富则人愈贫。”

“口口先生”说虽然天地之数“不能无有余不足”，但圣人之政应该“调有余不足而适于均”。也就是说应该向富人多征税，穷人可以少交税。

赵辉看着报纸，笑道：“这口口先生又是谁，说得太妙了，我是习惯使刀枪的，让我和文官那帮喷子对骂，实在是委屈我了，还得有专门的人才，才能骂得过他们。”

赵辉让铁阁去查一查，这人是谁，以前马报只登一些娱乐民众的花边或是擦边，直到今天开始论政，才发现马报文章的撰稿人还是有许多人才可以挖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