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他们加入义军的背景如何,当时他们在政治态度上是倾向农民军的,也做过一些有益的事情。
据说徐以显曾给张献忠讲解《孙吴兵法》,帮助义军制造三眼枪、狼牙棒、埋伏连弩,指导布设团营方阵、左右营等阵法。“张献忠对此非常高兴,经常采用他的计谋”。
这些事实都表明,张献忠在谷城的“受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权宜之计,而明政府官员的所作所为又不断激化着矛盾。
总理熊文灿在担任福建巡抚和两广总督时,通过招降“海盗”勒索到了大量财宝。张献忠受抚后,他故技重施,贪得无厌,“索要千两黄金、满斗珠宝,以及价值数万万的其他奇珍异宝”。
张献忠对部下笑着说:“这是把我当成郑芝龙了。”他已经明白,除非自己同流合污,否则根本无法满足熊文灿等人的无尽贪欲。
明政府官员不仅勒索财物,一些对起义军怀有疯狂仇恨的人,还多次秘密策划并向朝廷建议,趁着张献忠的部队驻扎在谷城的机会,调集重兵将其一举歼灭。
明谷城知县阮之钿甚至打算用下毒的方法谋害张献忠。
明政府官员把已经“受抚”的张献忠视为眼中钉、肉中刺,非要除掉他才甘心,这从反面证明了张献忠在受抚期间并没有放弃农民革命的立场。
再来看罗汝才在房县“受抚”的情况。
据史籍记载,罗汝才“受抚”后,“熊文灿召集诸将在迎恩宫署大摆宴席款待罗汝才等人及其部下,花费不菲。
奏请朝廷授予罗汝才游击之职,将其部队分别驻扎在上庸、房县、竹溪、保康等地。
罗汝才自称不愿接受官职、领取粮饷,只愿做个山农,靠耕种养活自己。但暗地里却与张献忠相互呼应”。
“熊文灿发文命令他解散部下,挑选精锐跟随官军出征立功。罗汝才却不予理会”。
明政府郧阳抚治戴东旻在奏疏中说:“曹操(罗汝才的绰号)接受招抚后,将他的部下分散安置在房县、竹溪等县。却不听从解散部下的命令。
还说‘愿意做百姓,耕田种地’,这不过是目前自欺欺人的说法罢了。”又说:“罗汝才表面上占据土地屯兵,实际上却从未真正让士兵去耕田种地,这是带着刀去耕种,一旦发生冲突,立刻就会起兵反抗。”
所以他极力主张趁机进行剿杀,“依我愚见,贼寇分散了就难以追捕,聚集在一起就容易消灭。
如今他们就像关在笼子里的羊、掉进陷阱的野兽,聚集在二三百里的范围之内,希望总理大臣率领邬郢的士兵。
总督大臣率领关陇的兵马,出其不意,悄无声息地迅速赶到,像在黑山攻打张燕、在赤壁火烧曹操一样,岂不快哉!”
只是因为当时明廷的“兵马都因边境警报全部撤离,只剩下几千步兵,根本不是能战胜敌人的力量”,才勉强维持着招抚的局面。
明朝廷何尝不想利用张献忠、罗汝才等部集中在一个狭小区域且没有流动的形势,将他们一网打尽,只是因为满洲贵族军队的进犯牵制了它的力量,实在没有精力顾及此事,才只好暂时作罢,等待日后的机会。
从当时明政府房县知县郝景春留下的禀帖来看,罗汝才“受抚”时与当地官府订立了《无相侵害之盟约》,但他对总理熊文灿颁布的条约却“处处违背”。
那么罗汝才在“受抚”期间都做了些什么呢?根据郝景春的报告,“最近各贼在初一日分派土地,将房县十五乡的民居、民田公然当作自己的财产,屯积粮草,为储备军饷做打算”。
他还“给附近穷苦百姓本钱,让他们做生意”。这自然得到了当地群众的支持,出现了“大家竞相相信并听从他,纷纷投入各营”的局面。
郝景春明确指出,罗汝才的受抚是假招抚,“从这次假招抚之后,小小的房城就已经是他们囊中之物,只等时机一到就收入囊中了”。
事实证明,罗汝才在“受抚”期间拒绝接受明政府的官职,不要粮饷,不放下武器,既不听从明政府的调遣,也不允许明朝官员干预义军的内部事务。
而且在一定范围内没收了地主的田产,实行屯田以积累粮草,招纳贫苦群众加入起义军,在人力和物力上为重新起义做了必要的准备。
这充分说明罗汝才在受抚期间没有放弃农民革命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