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他们加入义军的背景如何，当时他们在政治态度上是倾向农民军的，也做过一些有益的事情。

据说徐以显曾给张献忠讲解《孙吴兵法》，帮助义军制造三眼枪、狼牙棒、埋伏连弩，指导布设团营方阵、左右营等阵法。“张献忠对此非常高兴，经常采用他的计谋”。

这些事实都表明，张献忠在谷城的“受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权宜之计，而明政府官员的所作所为又不断激化着矛盾。

总理熊文灿在担任福建巡抚和两广总督时，通过招降“海盗”勒索到了大量财宝。张献忠受抚后，他故技重施，贪得无厌，“索要千两黄金、满斗珠宝，以及价值数万万的其他奇珍异宝”。

张献忠对部下笑着说：“这是把我当成郑芝龙了。”他已经明白，除非自己同流合污，否则根本无法满足熊文灿等人的无尽贪欲。

明政府官员不仅勒索财物，一些对起义军怀有疯狂仇恨的人，还多次秘密策划并向朝廷建议，趁着张献忠的部队驻扎在谷城的机会，调集重兵将其一举歼灭。

明谷城知县阮之钿甚至打算用下毒的方法谋害张献忠。

明政府官员把已经“受抚”的张献忠视为眼中钉、肉中刺，非要除掉他才甘心，这从反面证明了张献忠在受抚期间并没有放弃农民革命的立场。

再来看罗汝才在房县“受抚”的情况。

据史籍记载，罗汝才“受抚”后，“熊文灿召集诸将在迎恩宫署大摆宴席款待罗汝才等人及其部下，花费不菲。

奏请朝廷授予罗汝才游击之职，将其部队分别驻扎在上庸、房县、竹溪、保康等地。

罗汝才自称不愿接受官职、领取粮饷，只愿做个山农，靠耕种养活自己。但暗地里却与张献忠相互呼应”。

“熊文灿发文命令他解散部下，挑选精锐跟随官军出征立功。罗汝才却不予理会”。

明政府郧阳抚治戴东旻在奏疏中说：“曹操（罗汝才的绰号）接受招抚后，将他的部下分散安置在房县、竹溪等县。却不听从解散部下的命令。

还说‘愿意做百姓，耕田种地’，这不过是目前自欺欺人的说法罢了。”又说：“罗汝才表面上占据土地屯兵，实际上却从未真正让士兵去耕田种地，这是带着刀去耕种，一旦发生冲突，立刻就会起兵反抗。”

所以他极力主张趁机进行剿杀，“依我愚见，贼寇分散了就难以追捕，聚集在一起就容易消灭。

如今他们就像关在笼子里的羊、掉进陷阱的野兽，聚集在二三百里的范围之内，希望总理大臣率领邬郢的士兵。

总督大臣率领关陇的兵马，出其不意，悄无声息地迅速赶到，像在黑山攻打张燕、在赤壁火烧曹操一样，岂不快哉！”

只是因为当时明廷的“兵马都因边境警报全部撤离，只剩下几千步兵，根本不是能战胜敌人的力量”，才勉强维持着招抚的局面。

明朝廷何尝不想利用张献忠、罗汝才等部集中在一个狭小区域且没有流动的形势，将他们一网打尽，只是因为满洲贵族军队的进犯牵制了它的力量，实在没有精力顾及此事，才只好暂时作罢，等待日后的机会。

从当时明政府房县知县郝景春留下的禀帖来看，罗汝才“受抚”时与当地官府订立了《无相侵害之盟约》，但他对总理熊文灿颁布的条约却“处处违背”。

那么罗汝才在“受抚”期间都做了些什么呢？根据郝景春的报告，“最近各贼在初一日分派土地，将房县十五乡的民居、民田公然当作自己的财产，屯积粮草，为储备军饷做打算”。

他还“给附近穷苦百姓本钱，让他们做生意”。这自然得到了当地群众的支持，出现了“大家竞相相信并听从他，纷纷投入各营”的局面。

郝景春明确指出，罗汝才的受抚是假招抚，“从这次假招抚之后，小小的房城就已经是他们囊中之物，只等时机一到就收入囊中了”。

事实证明，罗汝才在“受抚”期间拒绝接受明政府的官职，不要粮饷，不放下武器，既不听从明政府的调遣，也不允许明朝官员干预义军的内部事务。

而且在一定范围内没收了地主的田产，实行屯田以积累粮草，招纳贫苦群众加入起义军，在人力和物力上为重新起义做了必要的准备。

这充分说明罗汝才在受抚期间没有放弃农民革命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