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7日，雷雨交加，水量又涨四寸。11、12两日，东北风大作，各堤闸受水浪振动，堤身异常危险。此时市内积水最浅处也达三四尺，武昌汉口两地所筑排水堤坝已完全失掉作用。虽然8月初当局即派人不断加固汉口的皇经堂、皮子街、太平洋肥皂厂，以及武昌的晒湖堤、氈呢厂、大堤口、徐家棚等地堤防，但皇经堂仍在8月15日上午溃口，此前一直防范得力的日租界也终于进水，汉口全部淹入水中。8月16日，水位窜至28．28米，创武汉有水文纪录以来历史最高点，整个汉口市区仅宗关街堤、福新路堤幸存，未淹面积仅0.5平方公里。汉口一地灾民就有约二十余万，虽然设有灾民收容所，但染病率极高。

汉口市商会在募捐救灾通电中写到：“堤防尽溃，人畜漂流，田庐荡析，浮尸蔽江面，人立半山巅”。省政府虽然成立了水灾急赈委员会，并联合民间慈善团体救灾，然而“慈航有限，不能普渡”，每次抢险救灾都是“虽极力抢救，亦危在旦夕，吾人惟有尽人事而已”，实际上是因为当局既无心预防于先，又不能有效施济于后——例如三镇全被淹没后，唯一的交通工具是船，“大船若蛙，半浮水面，小船如蚁，漂流四围”，然而物以稀为贵，处处是黑船，“乘机取巧、恶索之现象，乃益显著”，当局也无力约束，“打船”比打的还难——而这已经算最轻微、常见的情况了，各种物价飞涨自不必说，甚至还有军人划船撞倒茅屋并殴打谋杀受害老妇、以及夏口地方法院关押的一百名犯人趁水灾之机逃走的情况发生。

据省政府派出的调查团总结，武汉三镇防汛抗洪人员无责任心，不听指挥，官僚主义，只顾眼前却没有长远布局，还假公营私虚报数字；救济粮食发放混乱不公，老弱病残根本拿不到，偏远地区（当时十九中都算偏远地区）甚至见都没见到救济船。

至九月为止，为了收容难民，武汉三镇的慈善会、市场、福音堂、戏园、书院、茶厂、会馆、船帮公所、旅馆、洋行、学校、跑马场、警察局等一切能收容的地方都派上了用场。还有许多无家可归者栖居于堤坝或铁路上，“几如长蛇阵一般，大小男女，拥挤不堪，无食无居，啼哭殊惨。堤之内外，污秽不堪，有在堤上大便者，或将其亲骨之棺材，恐被水冲，抬在堤上停搁者，臭气熏人，闻之欲呕。”

——不过也有少数人在堤上赌博的。心大还是你们心大。

1931年9月6日、7日，大水逐渐退去，但由于前文所述的各种艰难情况，到了当年12月时，滞留武汉的难民仍有十七万五干多人。武汉的秋冬寒冷、湿气彻骨，每天都有百余人冻饿而死，最后的一点幸存者只能去登记当兵，成为内战的炮灰。

我的母校十九中，也就是《奇遇办》中时玖中学的原型，当时叫“圣若瑟女校”，是一所意大利人创办的教会学校（这就是为什么丹璃自称是意大利混血）。

在1931年大水中，圣若瑟女校“文卷图书仪器，均遭淹没”，水退后，“墙壁泥污破败，满目荒凉”。然而就在自身受灾的情况下，圣若瑟女校二楼还设立了难民救济点。我曾经看到过一张圣若瑟女校一楼被淹、以二楼阳台为“码头”救济灾民的老照片，这张照片就是《奇遇办与纪律委员》的故事的灵感来源。

（据《汉口大水记》记载，当时的圣若瑟女校被编为汉口市第十一收容所，是汉口唯一一所设在校园里的灾民收容所，收容有灾民382人，所内设有医疗卫生管理等项，灾民尚感安适。）

然而实际上，以十九中的地理位置，遭灾情况更有可能是早就被内涝淹没，水位渐渐抬高，而不是像我写的那样突发大水，惊险刺激。1931年时武汉的民间或官方救援队也不太可能有我写的那种“洪水当天组织救人”的效率，小说里的剧情是为了使情节更加紧凑而做的虚构。

*本文部分资料来源：《汉口大水记》影印本，现代书局1931年8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