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伏在暗中的六国余孽从中嗅到一丝机会，开始动作频频。

在六国余孽的财力支持下，各种对大秦时政不满的势力学派出现，攻讦大秦的统治。一时间百家争鸣，犹如始皇帝统一中原之前，只是这次，所有流派学说的核心都是在斥着大秦的穷兵黩武与劳民伤财，赞颂着战国时代的时分封天下、诸国林立。

不满朝政的声音在民间越演越烈，武烈帝下令廷尉府与大司马府捉拿那些肆意攻讦朝廷的流派首领，尽快将不利于朝廷的声音镇压下去。

但是严法峻刑与朝廷大军的镇压并未令那些造成动荡的声音平息，反倒是激起了百姓对朝廷的反感。

有大臣向武烈帝进言，认为可以效仿当初秦二世再度推行无为之治，与民生息。

汉武帝心怀征服四夷的雄心壮志，极度反感黄老道家的无为之治。同时，身为一代雄主的他深知，那些反对的他声音并非只是对如今的局势不满，其背后更是藏着要颠覆大秦的政治目的，便是没有这场耗时十年的征战，这些声音依旧会出现。所有，若是继续推行无为之治非但无助于结束动荡的局面，更会令那些心怀叵测之人变本加厉。

但是那些反对他的声音通过百姓因十年战争造成的生活困苦而生出的种种怨怼与民心舆情捆绑在了一起，若是一味的镇压也只会起到相反的效果，甚至会激起民变。

他必须寻找一种全新的治国之道，来应对这种局面。

王臧、赵绾、董仲舒等当时的儒生名家将儒家思想呈奉到了武烈帝的面前。

最初的儒家思想核心是“仁”与“礼”。“仁”即爱人，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与关爱；“礼”则指社会规范与秩序，主张克制自己以符合礼的要求。其对仁爱、德治的强调、希望通过道德教化来治理国家过于理想化，与始皇帝推行主张以严格的法律和刑罚来维护统治的政治理念存在冲突。此外，儒家思想中的“君轻民贵”观念也与始皇帝加强中央集权的意图相悖，故而儒家学说对于赢氏皇族来说一直都是一个不讨喜的存在，即便在始皇帝与秦二世在位时，皇子扶苏对其十分推崇，但是儒家在大秦依旧是一个处于边缘的非主流学派。

但是董仲舒等人虽呈奉于御前的儒家思想经过了历代大儒的改造，吸收了墨、道、名、法、兵、阴阳等各家学说之长，对原始儒家思想进行了丰富和发展，使其内容更加广博。

董仲舒等人的新派儒家学说更加注重国家治理和法治，为皇权天授提供了理论依据，强调君臣之间的责任，以及君主权威必须受到道德和礼法的约束，这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原始儒家强调个人品德提升和社会和谐的初衷。

同时，新派儒家还提出了“天人感应”和“天命观”，认为人君受命于天进行统治，这一观点在原始儒家思想中并不占据核心地位。

新派儒家强调“三纲五常”，这一思想虽然与儒家伦理道德有关，但其具体表述和强调程度在原始儒家思想中并不突出，且“三纲”更多被视为法家思想的一部分——即法以治国、儒以安民。主张以严法规范导正国民的思想道德、维护皇权的威严与君王的统治，但同时以一定程度的仁政安抚国民。形成了一套“霸王道杂之”的制度，被后人归纳为“阳儒阴法”“外儒内法”，影响了此后两千年的华夏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