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前，他卖十五元一份炒饭，挣十块钱；他老婆十元一个煎饼果子，挣五块钱。疫情三年，没法说，什么帐都乱了。疫情之后，他们没涨价，反而越来越忙了。收摊之后，他也会自斟自饮，二两烧酒，自己炒一个菜，一直喝到九点半，然后吧嗒吧嗒走去接上晚自习的女儿回家。

女儿很听话，从不嫌弃一身酒气的她，一出校门就挽着他脏兮兮的胳膊往家走。所以，他从来不会误点，就像他准时出摊一样。从早晨七点出摊到九点多收摊，守着地铁口的早高峰，他能出上百份蛋炒饭，他老婆也能出个三十多个煎饼果子。上午回去准备好料，晚下班高峰再去，一天下来能赚两千多。碰见城管撵，打游击，也能进账千八百。刮风下雨的坏天气，他就歇歇，想想还差多少能置办上房子。

放在老家的儿子眼看就要上学了，有个房子也能正大光明的上学，免得像她姐姐当年似的，上个学跟抽盲盒似的，要开学还不知道分到哪里。

“中山路改造，咱也去弄个固定摊儿吧。”他老婆念叨着。“固定个啥？还要交租子，一个月万八千的又没有了，一年下来，一个厨房钱没了。”

他早就开始寻摸着云南路小区，想搞一套新房，天天经过中介门口，盼着房价再掉一点，一平方掉上千八份蛋炒饭他才高兴咧。他可能是为数不多盼着房子掉价的人。“这房价掉，房东还要涨价，咋回事？”他老婆又念叨。“见识短！没不起房子的多了，租房子的就多了呗。涨多少？就这破房子再涨能涨到哪去，就是十万八碗的饭钱，给她就是了。”“那可不止，说下个月涨二百，这都一千八了，XZ路上老李那个两室厅才两千五。”“给她吧，搬家还要花好几百，接孩子也不方便。省事就是省钱。”别看他没什么文化，但心里经济账算的巴巴的。但他心里还是对这些青岛包租婆不满，她们钻钱眼不说，还势利眼。

袁本欢打从老家走出来就没高兴起来，一盘算也快十年了，一把颠勺从三十岁颠到四十多，都说中年油腻，他从青年就油呼呼的。就是一看房子掉价，就高兴，油乎乎的手抹着油乎乎嘴，想起那把黑金一般的勺，格外起劲。

大女儿今年考上了大学，山东女子学院。他见人就说：“我女儿的学校厉害，宋庆龄开的。”买房的钱也凑齐了，儿子眼看就能接来上学哩。

他边炫耀着，边颠着勺，啪啪，啪啪，啪啪啪，一二，一二，一二三，……嘎巴，勺子碎了，残片像个炉钩子。

袁本欢把“炉钩子”一扔，笑着说：“正好，不用传下去了。”哈哈大笑着，提前把摊儿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