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 do not learn very much from the lessons of history is the most important of all the lessons that history has to teach.

—Aldous Huxley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杜牧

两宋肥胖而孱弱的前因后果

宋朝包括北宋（960年－1127年）和南宋（1127年－1279年）两个阶段，共历十八帝，享国三百一十九年。和历史上的其它朝代一样，它并没有跳出“革命初期（人民利益的代言者）----强大繁荣的军事经济文化”、“建设中期（人民利益的维护者）-----绥靖维稳的政治策略”、“衰败后期（人民利益的掠夺者）----丧失民心被人唾弃”这样的历史三阶段周期律。

本文从“强大繁荣的经济文化、因缘和合的必然联系、由盛而衰的原因分析”等三个方面进行导读。

第一部分：两宋强盛的经济文化

两宋时期，社会经济发展迅速，人口、经济、文化等在当时世界上也居于领先地位。

一是人丁兴旺，人口众多。据有关学者考证，宋代只统计承担赋役的成年男丁户口，至大观四年（1110年）宋统治地区有户、口。有学者提出北宋宣和六年（1124年）有2340万户、1亿2600万人。

二是经济雄厚，社会富裕。宋时商品经济发展迅速，商业繁荣。有学者推算，北宋宋真宗赵恒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宋廷统治区域GDP总量为265.5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2.7%，人均GDP为450美元，超过当时西欧的400美元。

三是城镇众多，商业发达。宋朝的城镇经济特别发达。据有关学者考证，北宋末期有四十六个十万人口以上的城市。首都东京开封府的人口达到百万以上，店铺多达六千四百余家。宋朝打破坊市分区的制度，商店可以任意开设，还出现夜市与早市。宋都城临安府（今杭州）人口在宋末达到一百二十五万，城内极其繁华。

四是冶炼发达，兵器精良。宋朝的冷兵器军事器械先进发达。据史书记载，宋朝军队使用的兵器以弓弩为主：“军器三十有六，而弓为称首。武艺一十有八，而弓为第一。”一些先进的兵器，比如床子弩可将一枪三箭射至465米。宋神宗时期由布衣李宏研制的神臂弓，射程可达372米以上，且可以一人携带和发射，“施于军事，实有奇功”，神宗以后神臂弓得到广泛推行。

五是火器众多，军备先进。宋代的火器技术得到巨大进步。据史书记载，从宋朝开始，火药被大量制造并用于军事，由燃烧型火器逐步发展为爆炸型火器和管形射击火器。宋人常用的火器有霹雳炮、震天雷、引火球、铁火炮、火箭、火球、火枪、火炮等。水战装具的发展，舟师仍在江河、濒海地区发展，南宋时还尚有车船。投石机方面有车行炮、单梢炮、七梢炮与旋风炮等。

六是据山设险，城池坚固。宋朝山城城防设施发展科学。据史书记载，宋朝有城池、弩台、敌楼等设施。宋守将吴玠为了巩固渝川地区，采用“守点不守线，连点而成线”的方针，修筑钓鱼城（重庆合川区东）、大获（四川苍溪南）、青居（四川南充南）、云顶（四川金堂南）、神臂（四川合江西北）、天生（重庆万州区西）等十余城，形成一个防御网，成功抵御外敌的攻击。

七是工业发达，经济繁荣。宋朝的轻工业发达超前。据史书记载，服装丝绸、轻工制造、陶瓷金银、冶金冶炼等等十分发达，沿着丝绸之路出口到世界各地。

那么，身着绫罗绸缎、膀大腰圆、财大气粗、火器精良、显赫雄武的宋朝为什么一直屈辱求和，最终落得任人宰割的境地呢？

第二部分：因缘和合的必然联系

因缘和合即因果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有其必然的原因。

我国传统文化中对因果报应多有论述。《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记载说“祸福无门，唯人所召”。《增广贤文》：“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太上感应篇》太上曰：“祸福无门，唯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佛教更是强调因果，其核心原理就是必须深信因果，才能树立正知正见。《瑜伽师地论》卷三十八也说：“已作不失，未做不得”。意思是“因”未得“果”之前，不会自行消灭；反之，不造作业因，也不会得相应结果。也就是“因不虚弃，果无浪得”。

《百业经》讲道：“纵使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就算经过了百千大劫，自己所作的善业或者恶业，不会消亡，一旦因缘聚合，果报就能实现。

正因为如此，虚云大师才说：“因果二字，把佛所说的法概括无余了。”

“因果报应”又叫“因缘际会”、“因缘和合”。它包括业、因、缘、果、报等五个行事过程。“业”即造作、活动，指一切身心活动，包括身、口、意“三业”；“因”就是“业”的行动结果；“缘”就是条件，因缘结合，才产生果报；“果”就是由于“因”与“缘”结合而形成的“事实”，中间须要有“缘”(条件)来会合促发；“报”就是报应。它又分为“现世报（立刻兑现）”“生世报（下世兑现）”“来世报（在不确定的后世身上兑现）”三个阶段。佛经说：“菩萨畏因，众生畏果。”菩萨深明因果，因而“重因而畏果”；而贪夫不畏因果，纵贪嗔痴，大胆妄为，什么坏事都敢做。

我们古老的农业文明历史，早就揭示了这个道理。我们常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地劳作的行为就是“业”；“瓜与豆”的种子是因，“因”是定数；合适的土壤、阳光、水分就是“缘”；果实长成即“果报”。

有种植经验的人就知道，有的种子今年种，今年就收获；有的种子今年种，明年才收获；还有的种子今年种，可能几年后才能收获。这与佛教所说的“现世报”“生世报”“来世报”有异曲同工之妙。

但是，一些人经常疑问：为什么有许多“因”并没有导致该有的“果”？这主要是没有认识到事物的复杂性。现实生活中的每件事，都不是独立的个体，它都是由很多个事件，由很多个因果链条组成的有机整体，有机系统。也就是所谓的“一因多果”“一果多因”。在由“因”到“果”的过程中，由于“缘”的不确定性和随机性，“报”的出现也就大不相同。正因为如此，才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说法；也还有“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说法。

一切事物都是因缘和合而产生的，因果和合，并没有单独、固定、恒常的存在，万物并不是真正的具有独立性和自主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佛教将“地、水、火、风”四大现象视为构成物质的基本元素，大乘佛教根据“缘起论”的推导认为人世“四大皆空”，是性空、不真实的。

既然我们现世是前世所修而来的，那为什么我们不自知？按照佛教的说法，凡是转世来到阳间为人的，在来阳间时都必须喝一碗“孟婆汤”（即迷魂汤），把前世的事都忘掉。

美国思想家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就说过：“因与果，手段与目的，种子与果实，全是不可分割的，因为果早就酝酿在因中，目的存在于手段之前，果实则包含在种子中、大自然法则中。”

还有一些人为了过分强调“因果报应”的“宿命论”，牵强附会、生搬硬套、机械对应因果关系，就与佛法所讲的因果论相去甚远了。

而两宋种了太多的“因”，结下以后众多的“果”。

第三部分：两宋由盛而衰的核心原因分析

一是“中央集权”，官员自主性降低。

宋太祖克服唐末五代以来“方镇太重，君弱臣强”的制度弊病，初步建立起中央决策体制；还采取一系列措施，改革中央和地方政治体制，集中兵权、财权、司法权和官员任免权。尤其是深刻汲取北周末年“武将擅权”导致自己“黄袍加身”的历史教训，想方设法、竭尽全力、全方位多角度推行“崇文抑武”“强干弱枝”“守内虚外”的政策。

从机构设置上，宋朝廷的中枢机构为“二府制”，即设中书省和枢密院两个机构“对持文武二柄，号为二府”文武分权制衡。

宋神宗时期，有人建议把权力合并于兵部。宋神宗反对说：“祖宗不以兵柄归有司，故专命官统之，互相维制，何可废也？”

宋廷为了体现出对文臣的优待，就对一些功勋元老文臣赋予可以有限度地过问军事的权利。比如文彦博、吕公着曾以元老任“平章军国重事”和“同平章军国重事”。

到了南宋，宋高宗知道秦桧卖国求荣引起公愤，但是因为秦桧完完全全贯彻了宋高宗的政治路线，因此他不遗余力地保护秦桧，特许秦桧以宰相兼任枢密使。但这个可恶的先例，为后来的韩侂胄、贾似道等人揽权擅政树立了恶劣榜样。南宋韩侂胄当权时，曾任“平章军国事”。到宋宁宗时期，由于权臣的斗争，宰相兼枢密使又成为定制，对皇权产生了重大威胁，导致了后期危机的加剧。

二是“崇文抑武”，打击了武将在战场上杀敌的积极性。

“重文轻武”“崇文抑武”是宋朝职官制度一个极为显着的特点。张演说：“宋朝之待武臣也，厚其禄而薄其礼。”王夫之指出：“宋所忌者，宣力之武臣耳，非偷生邀宠之文士也。”

宋廷通过“收其精兵，削夺其权，制其钱谷”三大手段，以及“派遣监军”“削弱相权”“罢黜支郡”“强干弱支”“内外相维”“三年一易”“设置通判”“散官寄禄”“差遣制度”等措施加强中央集权，限制武将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