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大多青楼女子都有一个悲催的故事。

随着大唐的崩塌，尤其是在五代十国的战乱或灾荒之时，即使富贵之家也面临着随时家破人亡的结局。

最终，存在了近千年的门阀，终于彻底消亡，烟消云散了。

而真正意义的青楼名媛也跟着一起消失了。

到了大宋时期，青楼已经换了些个更通俗易懂的名字：“妓馆”、“歌楼”或“燕馆歌楼”。

“燕馆”原本是战国时燕昭王为招纳贤士所筑的碣石宫。后来，泛指招贤纳士的馆舍。

在市妓出现之前，歌妓可以笼统地划分为两大类：官妓、家妓。

官妓细分宫妓、营妓、地方的官妓等。

据说，第一批由官方管理的官妓，被称为“女闾”。

官妓并没有完全的人身自由，地位比较低。

她们服务于朝廷、皇帝与官僚的需要。

其主要任务是在官办酒楼以及公务接待上表演歌舞。

官妓的来源，很大一部分是从女性战俘或奴隶中挑选出来的，也有获罪官员的女眷，更有贫困女子自卖其身。

家妓是家主的私有财产，官府一般不会干涉其家妓的管理。其地位几乎等同于奴隶，可以转卖或转赠。

在南北朝时的青楼里，不仅仅有青楼名媛，还有他们豢养的家妓。所以，南梁诗人刘邈才会在《万山见采桑人》写道：“倡妾不胜愁，结束下青楼。”

这“倡妾”，就是指家妓。

到了唐朝时期，官妓发展到了巅峰。

朝廷对官妓的管理制度也很完善。

当时，大多数官妓都被安置在著名的平康坊。

根据历史记载，唐玄宗时期的长安城内在册的教坊官妓高达11409人，而那时，长安城的人口大概才100万左右。

《开元天宝遗事》记载：“长安有平康坊者，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侠少，萃集于此。……时人谓此坊为风流薮泽。”

同样，大宋的官妓也是由大宋朝廷或各级官府管理的，记录在统一的乐籍中，由官方造册管理。

在大宋的律法规定中，官妓是卖艺不卖身的。

而官员若想放松、娱乐，就只能到官方经营的场所，只能招官妓，还只能看歌舞。像大文豪苏轼，就是官妓场所的常客。

官员也没有权力强行要求官妓提供职责范围之外的服务。若是被告发，官员还会受到相应的处罚。

但统治者们有时甚至会命令官妓给重要人员陪宿。如：大宋就曾用官妓招待异国使节，并给他们陪宿。

在大宋，官妓想要重获自由，则需要相关官员的批准，若是官员故意刁难，或许一辈子都难以重获自由了。大文豪苏轼在杭州当官时，有个官妓李念奴就曾求他开释了杭州所有的官妓，让她们重获自由。苏轼此举，也是轰动一时。

同达官显贵的家妓一样，官妓的来源也是各种各样。

除了女俘或罪官的女眷，有一些官妓的父母就是从属于官府的伶人、官妓。往往这些女子生下来，就是官妓的命。还有就是无亲无故的孤儿，被官方收养，而被充入官妓。

历代朝廷，包括大宋朝廷，对官妓的培养，也是很全面的。

从诗词歌赋、经史子集、琴棋书画、舞蹈，再到骑马、射箭、击剑、蹴鞠等等，甚至连相扑都培养，否则，也不会有宋仁宗领着大臣们看女子相扑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