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三个月的柳逸，发烧了，脸蛋儿通红，浑身发烫。

母亲抱上我，一路小跑的去找村里的管大夫。

两针退烧药扎进屁股里，过了两天，烧也没退，我的右腿根部还肿胀起来，越肿越厉害。

管大夫又给我打了几针消炎药，还是不见好转。

看着肿得又粗又亮的小嫩腿，我父亲坐不住了。

他把柳娟送到我奶奶家，跟母亲带上家里为数不多的钱，又从我奶奶和大娘那里借的一些钱，她们坐着马车赶到县城，又倒公共汽车，火急火燎地把我带去了哈尔滨儿童医院。

“是你们在村里打的针有问题，不是药水过期了，就是乱用药了”，医生给分析说。

“大夫，严不严重？”，我父亲焦急地问。

医生说得很直白：“感染了，很严重，需要手术。再耽误下去，有可能会留残疾。”话语简单明了，掷地有声。

我母亲一听，吓坏了，她同意马上手术。

医院的手术室不像现在，大门紧闭，家属只能在过道等待。

那时候的哈尔滨儿童医院，手术室是木头门，门上镶嵌着两个长方形玻璃。父亲母亲扒着门玻璃往手术室里瞧，又焦虑，又心疼。

医生给我打了麻药，用刀子在右腿根部外侧划了几个口子，再用医用棉絮包住筷子一样长短的木棍，穿进我的肌肉里，来来回回地抽拉，将脓血一点点引出来。

我母亲扒着门，纠心地扭过头去，不忍再看，心疼得眼里满是泪水。

一个小时后，医生给我的伤口涂上药粉，用纱布包扎好，手术结束了。

住院其间，医生叮嘱：不能让孩子躺着，会压到伤口。要保持伤口处没有任何接触，一是有利于伤口愈合，二是伤口稍有碰触，孩子肯定会疼得哇哇大叫。

父母就每天轮流抱着我，她们晚上也睡不好觉，非常疲惫。

我们在哈尔滨儿童医院住了十天，高烧退去了，伤口还没有完全愈合好，医生确认没有继续感染，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可以出院了。

父亲结清了住院费用，带着我回家了。

回到家后，依旧是一天二十四小时，他们轮流抱着我。

一手托着上身，一手托着腿，保持我的屁股处于悬空状态。只有我睡沉了，才敢把我轻轻地放在炕上，不然我屁股一粘炕就会一直哭。

葛家屯儿的人，不会讹人。

管大夫给我扎坏的一条腿，我父母没有去追责，治疗费用都没用他担负。

我母亲说：“他也不是恶人，谁能成心伤害一个孩子呢。一个屯子住着，算了吧。吃亏遭罪就当命里有这一难吧。”

从医院回来的一段时间，管大夫媳妇三天两头的来看望。她没有直接道歉，但心里的歉意是诚恳的。

“你把钱收着！”她拿了些钱，往我母亲手里塞。

“算了，孩子没事儿比啥都强，就是折腾了一趟，没花多少钱”

母亲最终也没有收她递过来的钱。

我父亲已经回到生产队参加劳动了，只有母亲一天天的抱着我，给我换药，还得兼顾着柳娟。

还好柳娟不哭也不闹，只要吃得饱，一个扫炕的笤帚疙瘩也能玩上半天。有时候，我奶奶会来帮帮忙，也只是待一会儿就走。

晚上我父亲回来后，就把我从母亲的臂弯里接过去。

他坐在炕头，倚着墙坐。

我经常很晚都不睡觉，他就只得一直抱着我。有时候，父亲累得坐着就睡着了。

“给我”，母亲用手推推他的肩膀，把他叫醒，说：“你先睡吧，明天还要干活”。她把我托到胳膊上，也倚着墙坐，坐着坐着，她也会头仰在墙上睡去了。

这样坚持了一个多月，我才慢慢好起来了，把我的父母折腾得憔悴不堪。

转眼夏天又到了，田地里的庄稼长得有成年人膝盖那么高，放眼望去，绿油油一片。

葛家屯儿还是没有变化，一如既往。

粮票，油票，布票，票票求之难得，日子还是勉强糊口。

赶上青黄不接，想吃饱更是奢望。

好在我们家粮票多一些，还能踩在温饱线上。我父亲工分多，他在这个家功不可没。

也是因为他比较能干，盲目自信了。

家里一屁股债，他还总是不知愁的样子。他和我母亲爆发了第一次争吵，也是他们相伴五十多年，最厉害的一次争吵。

争吵是由一袋甜瓜引起的，我父亲没摸懂她的心思，他大意了。

一天晚上，七八点钟，父亲出车还没有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