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的疆域和综合国力已经是君主专制这种制度所能支撑的极限了，自唐中期之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商业在华夏经济地位的提升，导致君主专制不适应这个国家了。

宋元明清时华夏表现出的内卷和衰退，其实是君主专制强行适应华夏的经济潜力导致的结果。

政府的财政主要来源是税收，而农业帝国的专制君主，收税能力还是利用税收的能力都不是很有效率。

国家稍微大一点儿就得需要个代理人来替他收税，代理人多一点儿贪污就管不过来了。

所以，庞大的帝国基本上都是地方的税收地方用，中央想收也收不上来。

而人口少资源贫瘠的地方，虽然殖民开发的潜力是有，但这笔前期投入中央是不肯出的，因为回报根本进不了中央的口袋。

地方势力倒是愿意投资，但是中央不允许，因为君主专制的前提是有实力压制臣子，像诺曼底公爵那样地盘扩张的比君主还大，不造反就没天理了。

唐帝国就是走到了这个砍儿上，国家越来越富裕，地方势力就越来越强，君主相对的实力就受到了挑战。

要想维持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中央政府需要掌控国家的绝大多数军队，而这需要中央政府非常有钱。

这样的财富绝对不是那种粗放的税收制度和皇家直属领地的税收可以满足的，政府想要更有钱，靠农业是不行的，得靠商业。

贸易带来的利润能产生巨大财富，大的能支撑一个小国供养大规模职业军队在世界扩张，而且扩张殖民对商业的益处既直接又迅速。

一个殖民点的商业利益可以让扩张的投资迅速回本。

其实自唐以来，华夏的商业潜力已经显现，而且成为了朝廷财政的重要来源。

但是，商业发展带来的是商人的崛起，而商人是封建君主无法控制的一种势力。

他们不被土地束缚，皇帝对国家土地的最高所有权可以威慑地主却吓唬不了商人。

而皇权的支柱军队是靠钱养活的，商人的强项就是有钱。

所以商人阶层的崛起必然形成对皇权的有力挑战，最终会演变为商人阶层联手对皇权提出限制甚至推翻皇权，一如西方国家现实发生的那样。

西方新兴国家就是凭借商业贸易的财富迅速扩张为世界性帝国。

所以独裁君主不但要限制军阀，也得限制富商。

华夏君主制要稳定，君主就必须是国家最大的军阀，最大的富商，这才是重农抑商的主要原因。

君主当然无法保证自己是国家最有军事能力和经商能力的天才，不过他却可以把所有比自己军事能力和商业能力强的人弄死…

这就是宋代之后华夏的状态，因为君主专制这个大前提摆在那，为了保障这个前提，很多看着很进步的改革其实是给整个国家自废武功。

比如宋朝开始限制分封，将军权集中，重视文化教育限制军阀。

这些政策本身是进步的。

但问题是在君主专制这个体制下根本发挥不了这些改革的好处，限制分封虽然让国家权力集中利于稳定，但皇权根本驾驭不了这样巨大的权力。

区区一个城市的统治集团根本不可能把一个庞大国家治理的井井有条。

巨大的国家不同地区的不同需要也不是首都几个官僚可以搞清楚的。

所有集权制度治理的国家，基本上都是瞎指挥，反而是朝廷啥都不干对地方更有好处。

而军事和财政上的问题就更明显。

因为朝廷开始加强军队和财政的统一管理，而一个巨大帝国的经济运作岂是朝廷内阁那几个脑袋可以运算明白的。

没有商人阶层的经营，封建朝廷的财政就始终是一笔烂帐，分封制好歹地方还能自己挣钱自己花。

宋以后军队职业化，如果有效的管理，统一装备统一训练，战斗力应该远远强于分封制度下没有统一指挥的临时家臣联军。

问题是在君主集权的低效管理下，军队装备没钱，又疏于管理军纪废弛。

没纪律没装备没指挥，甚至人数编制都没准谱的军队能打胜仗才是见鬼了。

国家在发展，因为变革了君主就不能为所欲为，得让那群商人组成的议会指手画脚。

既然经济文化的发展会进一步暴露君主专制的弊端，那么对君主和制度而言国家就不能再发展了。

重农抑商，闭关锁国，科举取士等政策就是这种需求导致的结果。

就如同缠足一样硬生生的让脚畸形发展来适应鞋。

所以华夏为啥不能向中南半岛扩张，为啥不能殖民西伯利亚，为啥近在咫尺的台湾都无法有效控制。

农业、气候和民族问题其实是次要的，主要是帝国花不起那个钱，也没有能打仗的军队，更没有可以让那里赚钱的人。宋

宋元明清的华夏，其实是整个国家供着一个家族混日子而已。

皇室把全部的精力都用来限制国家的发展了，即使国家穷的宫殿都修不起也要禁商，即使国家大敌当前，功高震主的将领也得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