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能否认，劫难给予我内心的强大以及心智的成长。但人生的断层，不仅造成与社会的陌生，与亲情的疏离，也造就性格的孤僻，懦弱，自卑和封闭。

我们陆续出监的在一起同苦共难的狱友，后来几经辗转有了联系。那一次，任小秋和乔依一起到我的小院做客。小秋告诉我：“刚回来的时候，我真不知道自己到底能做什么，又能为社会创造多大的价值。我甚至想，只要有个地方肯接纳我，哪怕是五百块，也能证明自己不是一个废物。”

我心疼小秋，当年她名下的一个十字绣加工机构，因为经营不善导致几百人联名上告，她以造成社会不良影响的诈骗罪名被起诉，判处十年牢狱。小秋入狱，二十出头。小秋出狱，年满三十。八年的与世相隔，八年的时代变迁，她的生活，又饱受了怎样的困顿与煎熬？

乔依出狱以后，直接遭遇疫情。她一个人在一百三十多平的房间里居家隔离，不见家人，不见世人。她说：“我想，如果可以，不如就这样一直封控下去。”

我知道那种感受，因为我也曾感受过不与人交处，不与事往来的坦然。明明知道是一种逃避，是我们无力也无奈安住的当下，但还是愿意沉溺其间，犹在掩耳盗铃。

封控解除，乔依果断南下。或者说，那是于故土于内心无法面对的逃离，甚至不曾做过仔细思量，在一个纯粹陌生的地方，是不是就可以赢得生活如意？

苏月在我回来后第二年四月底出狱，我去女监门口接她。监狱大门打开，她站在警戒区内接受最后洗礼。我看见她在冲我笑，笑容是明朗的。我却哭了，眼泪成串。

后来，唐晓棠也出狱了。她，任小秋，乔依和我四个人，我们在同一个监区，同一个改造岗位，是一袋调料包做汤一起偷偷分享的情分。但是，我们提前出来的，却始终没有多少收获，亦或者还没有找到自己真正的走向。我只能告诉唐晓棠：很难，但至少你有了我们。

时光就这样过去，坐牢，疫情，重启，一晃七八年，弹指挥间，值得庆幸的是，我并没有挥霍光阴。坐牢的时候，我重拾起画笔，也历练了文笔。疫情的时候，我回归小院，开始尝试创作。

一切仿佛回到原点，回到十八岁那个旖旎的梦里，梦里还是那个喜欢在枣树下嗅着枣花香气读书的乡下姑娘。

事实上，我不够勇敢。

我回到乡下，回到小院，无非和乔依只身南下一样，都是逃离。小院宽展的居处，静寂的环境，显然成了我脱尘离俗的道场。可我还是难以做到心下释然，那段过往仿佛缔结在心头，成为一道死扣。

直到有一天，徐然对我说：“你要把心打开。”

我说：“我怕。”

他说：“你是趟过地狱见惯鬼的人。”

我缄默不语。

几经起伏，我终于完成自传体小说关于“坐牢”这一部分，偶尔也写散文或是短篇，但终归闭门造车，不敢轻易涉足网文平台或是投稿纸媒。

这时候，有狱友出狱来到小院，她告诉我她仅在家呆了三天便重返商海，这令我非常震惊，她竟是我所知道的狱友之中唯一的一个无缝衔接，而我已经在兜兜转转间徘徊了两年。

徐然鼓励我继续写下去，他说：这确实很难，但是不妨将心门彻底打开，只有卸下负重，你才能真正释怀，才能活得畅意，也走得更远。

然而，我一直不能给予作品最帖切的题目拟定。

某天，徐然来小院，我们坐在花架下的石桌前煮茶，品茶。正对面绿油油的草坪，水压催动水盘水花四溅，引得麻雀三只五只落下，落在草丛里捉虫子，落到花枝上嬉戏水，我一时看得入了迷。徐然说：“悲从中来，喜从悲来。”

于是，有了这部《喜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