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儿，离元旦不到一个月了。到今年这个元旦，咱这晚报创刊可就是三周年了，上头儿没啥动静呀？不搞搞庆祝，搞搞活动，拉点儿赞助？忙了一年了，你们当领导的，多少也得给大家搞点儿福利呀！”我佯装十分认真的样子，朝着我的“头儿”嚷到。被我称为“头儿”的是我们《南都晚报》副刊部的副主任，我的直接上司，汪大锦。和我同在《南都晚报》副刊部当差的汪大锦，按报社的称谓，应该是记者、编辑，官称应该叫副主任。但是，汪大锦不喜欢别人称他为记者、编辑，而是喜欢别人称他为作家或者主任。在汪大锦看来，作家才是真正的文化人。主任，才是真正的领导，带个副字，不是名正言顺的一把手。汪大锦一家不是南都本地人，他的父亲母亲都是东北人，汪大锦从小在东北长大。在他十六岁的时候，也就是十年前，他的父亲从东北某军区调到南都军区，任军区一个不算小的首长。随着父亲工作跨地域的变动，十年前，汪大锦和母亲也就随着父亲的工作变动，举家迁到南都市。举家迁到南都市后，汪大锦在南都大学附属中学读了两年高中，到了汪大锦高中毕业考大学的档口，汪大锦却没能遂父母的意愿考上大学。按汪大锦父母的想法，他们想让汪大锦重读，志在必得的要考上一所重点大学，学医，好继承母亲心目中神圣的职业。但是，汪大锦的成绩实在是距离重点大学甚至普通大学的录取分数线太远，加之，汪大锦死活没有心思再重读高中，也不想按母亲的意愿学医。结果，父母拧不过这个溺爱的儿子，只好给王大锦另寻出路。到底是人家的老子有路子，未能考上大学的汪大锦，不久便被他在南都军区当首长的爸爸靠在东北的军地两方面的关系，把户籍转回东北，在那里曲线救国的当了兵。其实，汪大锦也不愿意当兵，但是，为了将来有个安置工作的理由，他不得不听从他老子的意见，去了东北的部队。当兵的汪大锦，对军事理论和军事训练毫无心情。虽然学习成绩不咋的，连大学都考不上，但是，汪大锦却偏好文学，在部队，熄灯号后，其他战士都能遵守，而他总是夜晚躲在被窝，打着手电筒读小说，写稿子。结果，清晨，突如其来的起床号想起，紧急集合训练，他总是衣帽不整，或者打蔫。为这事，他没少挨收拾。汪大锦上中学时，虽然术科成绩不行，语文成绩还算可以的，因此，在一般人看来，他趴在被窝写出来的文字，水平还说得过去。这期间，汪大锦时常写点通讯稿、快板书、三句半等反映部队生活的小东西，并在部队内部的刊物和当地的一个青年刊物《辽阳青年》上隔三岔五的发表一篇两篇。部队上，缺少文化人，汪大锦虽然军事训练总是倒数第一，但反映部队好人好事之类的稿子发表，也算给部队增了光添了彩，加上他老子在部队的根基，不久汪大锦被调到部队政治部，当创作员。三年前，汪大锦从东北部队转业，又回到南都市。由于其父亲是南都军区高干，与南都市地方的各部门高干都有交往，父亲便按汪大锦想当作家的意愿，准备把他安排到适宜他发挥特长的文化部门工作。可是，南都市市直包括各区的文化部门暂时没有编制和空岗，好在恰逢《南都晚报》创刊，《南都晚报》虽然是新闻部门，并不是文化部门，但是，和所有大大小小的报纸一样，除了新闻版面外，《南都晚报》也人模狗样的设了副刊版面，所以，把汪大锦安排在这里，也算是他老子为他遂了当文化人的心愿。当时，报社初创，进人还算容易，于是，他老子在酒席上，与地方官儿一打招呼，就把他安排到《南都晚报》副刊部了。进入报社不久，汪大锦便升任了副刊部副主任，由于没有正主任，汪大锦主持工作，便相当于副刊部里的一把手了，这也就凭添了汪大锦的领导气质。在《南都晚报》工作，而且，当上了副主任，实质上的一把手，汪大锦如鱼得水，时常写一些小小说、散文、诗歌、杂文等“豆腐块”，发表在自己把持的副刊的头条。同时，由于东北情结和在他当兵期间在《辽阳青年》刊物上发表过作品，他还不忘往东北的《辽阳青年》投稿，并发表了一些回忆东北小时候生活和部队生活方面的随笔、杂记之类东西，这使他在南都很快小有名气，而且，在东北那一片儿，也继续保持着自己的些微影响。其实，《辽阳青年》在南都市发行量也不小，也可以说，汪大锦通过在《辽阳青年》的影响，也捕获了一些大学中学的一些文艺小青年。靠父亲的后台和自己的经营，汪大锦和南都文化圈很快混熟。于是，汪大锦的文学水平和影响力日渐增长，很快，就在《南都文学》这个市文联的专业文学刊物上发表过几篇小说、散文。其中，中篇小说《欲望之途》，还获得1995年度南都市文学奖，这使汪大锦一时名声大噪。汪大锦长的高大、帅气，既有文人的文质彬彬，也有军人的挺拔。汪大锦的老婆是一个漂亮的外科军医，两人郎才女貌，在外人看来，这绝对是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文质彬彬的汪大锦有着东北人的特质，这表现在他时常爆粗口。“搞个屁！社长、总编不张罗，各部呢，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嘞。人家广告部油水大着呢，拉个广告就有分成。新闻部可以搞个专题报道，也能弄些赞助。经济部更不用说，搞整版整版的专版，吃的满嘴流油。小鸡不尿尿，都他妈的各有各的道儿，就咱这副刊部，姥姥不亲、舅舅不爱，还不如鸡，鸡，鸡，鸡肋。”汪大锦终于没把那个字说出来，而是换成了“肋”。我知道汪大锦要说的是“鸡”什么，而不是鸡肋。那是东北人的口头语。看来，汪大锦话到嘴边换个字，说明，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文化人了的汪大锦，素质在不断提高。“头儿”，我咽了口唾沫，说：“小鸡不尿尿，各有各的道儿，各部都各顾各儿，那社长不是晾干儿了？”“操，幼稚，”汪大锦指着我的鼻子说：“哪个部捞着油水还少了社长的？上头鼓励各部跑各部的路子，还不是多搞几个小金库，多弄几块儿自留田？这小金库，自留田，还不都掌握在社长的手上？”看来，还是汪大锦这家伙工作经验多，懂得咱这办报人的猫腻，我不得不点头称是。我正和汪大锦闲扯着，电话响起来。我就近拿起听筒。我说了声“你好”后，对方却一时不说话，我又加了一句：“请说话”，话筒里方传来对方的声音。从话筒里听上去，讲话的是个女孩，明显的苏北口音，嗓音略带沙哑，语气怯怯的说：“你好，请问，是《南都晚报》副刊部吗？”我回答：“是的，请问你是哪里？有什么事？”对方又是沉默了一会儿，说：“我是南都大学学生，请问，汪老师在单位吗？”“汪老师？哪个汪老师？”我一时没转过弯，我们这里只有记者、或者说作家，或者说主任汪大锦，还哪有什么汪老师？这时，对方的语速有些加快：“就是、就是那个作家汪大锦老师”。“哦。在，在。你稍等。”我终于明白了，来电是找汪大锦的。对于学生或者是文学小青年来说，她们心目中的作家，可不就该称为老师？我转头向着我的头儿、副刊部副主任汪大锦，故意庄重的称呼他主任：“主任，你的电话。”汪大锦接过了电话。我们这个副刊部报社其它部相比，确实是显得太不重要了。在其它部，主任、副主任，记者加编辑不少于十几个人，而我们副刊部就一个副主任、一个小编辑——我和汪大锦俩人。此前，还有两个编辑，却都挖门子盗洞子的去了有油水的部了。也难怪，人家别的部，单说办公条件吧，主任单独办公室，单独电话，有点儿和领导之间的秘密，个人隐私，都背着下属，而我们副刊部仅此一部电话，而且，我们这部电话声音挺大，无论谁接电话，电话里传来的声音，我和汪大锦互相都能听得清清楚楚。好在，之于我，家里很少来电；在南都市除了报社同事我没有熟人，没有什么人找我；更主要的是确实也没有女生和我联系；我和领导、读者之间呢，也没什么公开不了的电话。所以，每次接电话，我都粗声大气，从不背着主任汪大锦。不过，我觉得汪大锦也不背着我，我们两个人似乎谁也没有隐私，相互还算得上信任。汪大锦接过电话，说：“你好，你是哪位？”话筒里传来那个女孩的声音，坐在附近的我，听得清清楚楚。电话那端并没有回答汪大锦的提问，而是语气忽然一反轻柔，语速似乎更快，反问道：“你是汪大锦？这几天，你是不是有意躲着我？”“电话怎么打到单位来了？你怎么回事？”汪大锦似乎立即听清了对方的语音是谁，突然很生气的样子，把电话听筒重重的按在了电话机上。我有些诧异的望着汪大锦。我还没有见过他和女孩通电话出现这神态，也没听过他的语气有过这样的慌张和不满。在我的印象里，作家汪大锦虽然时常爆东北的粗口，但与女读者交际，从来都是语气轻柔，文文雅雅的样子。我正诧异的看着汪大锦，汪大锦似乎也感觉到了自己的失态，按下电话后，他尴尬的笑了笑，对我说：“一个乡下的女作者，写的东西文不成句，还死皮赖脸的要在咱们副刊发表，拒绝了两次，这不，电话打到编辑部了，胡搅蛮缠上了！”我很是疑惑。来电的女孩明明是说自己是南都大学的学生，汪大锦为什么说是乡下的女作者？而且，女孩在电话里明明在指责汪大锦有意躲着她，汪大锦为什么说是缠着发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