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获取财物，俺达自然要对明朝进行扰掠，但起初规模和频次都小且少。更重要的是，随着经济发展，俺达显露出学习、借鉴明朝先进政治、法律、社会制度，与明朝互利共存的意愿，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请求恢复通贡与边贸互市。

明初，蒙古各部落以朝贡方式与明廷贸易。各部落进贡马匹，明廷赏赐丝绸等游牧民族缺少的物资。这种贸易始自永乐年间，显然是对蒙古部落支持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的回报之一，故赏赐十分丰厚。到景泰年间，瓦剌日益强大，不仅拒绝明廷册封，还力图通过朝贡索取更多不对等利益。为遏制这种状况，明廷主动开启边贸互市，并制定相关政策与规定。边贸促进了经济发展，暂时缓和了相互矛盾。但无论朝贡还是边贸，都无法满足瓦剌无限膨胀的欲望，最终明廷忍无可忍，对不平等贸易实施全面限制，导致“土木之变”发生。而事变中明廷惨败，只得满足对方所有要求，导致负担更加沉重。弘治十二年（1499年），由于矛盾非常尖锐，明廷干脆断绝了与蒙古各部落所有通贡与互市，自此再未开启，造成各部落日常生活物资极为匮乏。

且说嘉靖二十年（1541年）八月中旬的一天，礼部尚书严嵩在他家宅书房桌案上看到一份由干儿子、执掌着通政司权柄的赵文华誊抄的奏折副本。严嵩虽然司职礼部，但由于已是皇上器重的重臣，故实际涉及的事务并不局限于礼部，其他部门管辖的大事、要事，皇上也经常会问计于他，他也就自然需要提前有所了解和准备。所以，报给其他部门的重要奏折，他都让赵文华给抄送副本。尤为紧要的是，凡是言官奏折，只要涉及严氏父子的不仅先要送给他看，而且要得到他的允许后才能走下一步呈送程序。

眼前这份奏折由巡抚大同都御史史道呈报，内容是说在七月份，俺达派遣石天爵、昔切二人到大同要塞请求通贡，表示“其父在先朝常入贡，蒙受赏赉，且许市易，汉达两利。所以贡道不通，每岁入掠。如明朝许贡，伊即约束部下，令边民垦田塞中，夷众牧马塞外，永不相犯。乞亟下廷臣议之所待者。”

“哎——！”严嵩看罢把奏折放在桌案上，深深叹了口气。对于事关国家安危的套虏问题，他当然有过一番深思熟虑。敌强我弱、敌攻我守，这样的基本军事态势是毋庸置疑的。自“土木之变”后，明廷对套虏就再也没有当年洪武爷、成祖爷那种横扫千军如卷席的能力了。面对日益强盛的鞑靼铁骑，明军只能凭借“九边”要塞进行抵抗，而且，这种抵抗还是力不从心、及其勉强、捉衿见肘、漏洞百出的。在这种形势下，对方以恢复通贡、互市为条件表示可以停止袭扰，无疑对我方是件好事，至少是个可以获得喘息修养、积蓄力量的机会。

“然而，皇上应允此事的可能性几乎是微乎其微呀！”他脑子里这样想着，不禁轻轻摇了摇头，端起茶盏揭开盖子，吹去浮动的叶片，慢慢啜吸了几口。

他已经十分了解皇上的脾性，那就是以德报德、以怨报怨，绝不对为害过自己的人心慈手软！“土木之变”给明廷带来的奇耻大辱皇上铭刻在心，相信伯父（明孝宗朱祐樘）的禁市之举绝对正确，必须坚持不懈，让套虏得不到生活必需品，得不到铁器，无法发展经济、壮大军力。严嵩记得，嘉靖十一年（1532年）三月，俺达的爷爷在延绥求贡，被皇上以“其情多诈，难以轻信”为辞一口回绝，造成套虏十万之众入犯，劫掠无算。

其实在严嵩看来，这次俺达求贡已与当年“土木之变”时有很大不同。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注：济农是汉语“亲王”的蒙古语译音，也写作吉囊、吉能，意为“副王”或“副汗”，明代蒙古贵族首领称号之一，一般由汗王兄弟或儿子充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