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亮，太阳红，太阳就是毛泽东。伟大思想闪金光，光辉普照天地红……唉！你怎么不唱呢？”

直到被人用胳膊肘轻轻顶了一下小臂，我的思绪与目光才从黑白交替的原野上，被一同拉了回来。

大兴安岭的冬天，就如同一幅刀刻的木版画，每一笔都带着棱角。

林海苍茫，雪岭冰封，天地一片肃杀。

即便在众人的红歌声中，我依旧能感受到一种发自内心的苍凉之感。

而坐在我左手边的，是一名裹着围巾、扎着麻花辫子的女青年。可我看着她那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时，却一时间想不起对方的名字，大概是因为那个年代的女性多数都是这样的装扮。

唯一让我感到印象深刻的，恐怕只有对方那一身工装棉袄，多半表明她是来自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

而对于我们这些“上山下乡”的知青来说，“工人”二字就已经不普通了。

犹记得母亲和弟弟妹妹送我上车的时候，同行的不少知青身上都是戴着大红花的，可这种荣誉却轮不到我。

由于我们家成分不是太好，以至于上车的时候我就像是做了什么错事一样，躲在人群后面回避着家人的目光。

后来被分配到这里，我甚至有一种解脱的感觉。

看着我半天没有说出一句话，对方又继续问道：“嘿！和你话呢，怎么还哑巴了呢？”

“哦，我！”

然而还没等我开口解释，卡车突然的颠簸让所有坐在车斗中的青年们如同簸箕筛糠般左右摇晃，而本就参差不齐的歌声也就此戛然而止。

“我说小王，你就别为难他了，他那嗓子唱起歌儿来跟斗鸡杀鸭没什么区别！咱就别让毛主席他老人家见笑了。”

坐在我对面五大三粗没脖子，明明二十出头却看着像孩子都有十好几岁的年轻人名叫朱开，也算是我的半个发小。

为什么说是半个，那是因为这小子十四岁的时候就瞒着家里偷偷跑到外地当兵去了。因为本来人长得就老成，所以也就没人怀疑他的年龄。

后来被家里人逮回来的时候，听说在部队里都快混成排长了。虽然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但是也够他在我们那一片儿吹一阵牛皮了。

“叫谁小王呢！叫同志！”坐在我身边的女青年杏眼怒目，指着朱开颇为嫌弃地说道，“我们很熟吗？以后请注意你的言辞！”

“哎我说王慧琴，当初在镇上集合出发的时候，是谁非要挤着抢着和我们坐一辆车的，现在翻脸不认人了……”

然而朱开的话还没说完，卡车又像是在浪涛上打滚儿一样，连续颠来复去了几次，别说同行的几个女同志了，就连我这个大男人都被颠得晕头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