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说过：上帝总是站在物质力量强大的一方作战。

史实证明，在农业文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高度组织化武装力量面前，尚未完成精细化作战分工的游牧民族基本上没有胜算，面对汉朝多年练就的屯田军制、攻防兼备的武器装备、配合默契的兵种组合，郅支单于决策失误，焉能不速败?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灭郅支之战，汉军合理利用己方优势，远程奔袭兵贵神速，攻城斩首干净利落，整个作战流程动似雷霆、疾如霹雳、势比怒涛，胜得十分漂亮，无论是在军事上还是在心理上，都对匈奴构成了沉重打击。

呼韩邪单于和郅支单于两强大战，两败俱伤。

双方为了取得战略优势，先后向曾经是死敌的汉朝遣使朝献，甚至“遣子入侍汉廷”作人质，以图获得汉朝支持。

对于这两个先后输诚的匈奴单于，汉朝在采取“均待之优厚”的同时，也玩起了平衡策略。

在呼韩邪降汉的同时，死对头郅支以为其归顺于汉，兵弱不能再返回，趁机出兵吞并了呼韩邪的地盘。

在得知汉朝派兵护送呼韩邪回大漠收复失地后，郅支恼羞成怒，怨汉偏袒呼韩邪而不助己，遂“困辱汉使”，并向西域进兵，击败乌孙，吞并乌揭、坚昆、丁零三个小国，建都坚昆，割据一方。

尽管如此，他“自度兵力不能敌”，对汉朝仍不敢公然分庭抗礼。

公元前44年又派出使者到汉廷进贡，也称“愿为内附”，同时要求遣还质子。

在这个问题上，汉廷还是比较慎重的。

虽然皇帝作出了派卫司马谷吉护送郅支质子回国的决定，但朝中大臣对此意见不一。

有人认为郅支不是真心归附，将人质送出塞外即可。

当事人谷吉却认为，仅送出塞外，明摆着表明不再交好，可能“弃前恩、立后怨”，给对方不归附的借口，不如送到单于王廷，看他内附不内附。

凭着我们汉朝如此强大的实力，即便郅支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汉使不利，也必然因为得罪汉朝而不敢接近边塞。

以我一个使臣的牺牲，换边境数年安宁，值!

最终汉元帝表示同意。

不幸的是，谷吉一语成谶。

千里迢迢把郅支的儿子护送回去，郅支竟出尔反尔翻脸不认人，把谷吉等人杀了泄愤。

汉朝三次派使者到康居索要使臣谷吉等人的尸体，他不但不给，还挑衅地说：“这里住得很不好，正打算投奔你们大汉王朝，我正准备再次把儿子派过去作人质呢。”

之所以敢如此叫板，是因为郅支单于有两大法宝护身：第一是地理上的距离优势，康居同汉朝远隔万里，地理迥异，并且是以众多部下冻死于路上的代价熬换的，汉朝不一定有这个远征西域的勇气。

第二是匈奴游牧民族的高速机动性，像匈奴这样的北方游牧民族，自古以畜牧业为主，每天骑马放牧，骑技娴熟，在战斗中勇敢向前，如利箭一样迅猛攻击，进攻失利时则急速撤退，来去如风，飘忽无定，其机动优势远非中原农耕文明下的西汉将士可比。

北匈奴凭借天然的机动性优势，等到远方大汉的大军完成动员、进入西域时，郅支虽无胜算，但估计也早跑得没影了。

所以，在郅支单于心中，康居与汉廷天各一方，你汉朝在军事上无法对我构成实质威胁，为什么要怕你?

派使臣来和谈——笑话!

从战场上拿不回来的，谈判桌上怎么可能拿回来?

应当承认，郅支单于的小算盘打得的确不错，但他忽视了一点：曾经将星云集的大汉王朝，难道就再也出不了一位名将了吗?

一代名将陈汤，就是在这个时候出场的。

他既不是卫青、霍去病那样的贵族将军，也没有李广、李陵那样的显赫军人世家作后盾，他仅仅是山阳瑕丘的一个普通平民，祖上毫无功荫可袭，必须靠着自己的勤奋和勇气努力打拼。

按照史书记载：陈汤年少时好读书，博学多识，写得一手文章，但因家贫时常四处向人借贷，偶尔欠账不还，同乡都因此鄙视他。

在汉朝首都长安求官期间，富平侯张勃看中他的才能，因此于元帝初元二年上荐他为茂才。

不料，在等待安排职位期间，陈汤之父突然去世。

做官心切的他没有按惯例奔丧回家，被人检举不守孝道，为司隶所究，小尝牢狱之灾，好不容易才被人给保举出来。

因其确实有才，他后来又被推荐为郎官。

但饱经坎坷的陈汤并不以此为足，按照汉朝的规定，成为郎官仅仅意味着进入官场，并不能保证一定会获得升迁。

出身卑贱如自己者，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就是到边塞建功立业，因此陈汤多次主动请求出使边塞。

直到公元前36年，他终于被任为西域都护府副校尉，与西域都护甘延寿一起出使西域，仕途不顺的他总算有了接近立功的机会。

不通地理者，不为将才。在奔赴西域都护府所在地的路上，每经过城邑山川时，陈汤都要登高望远，观察地形。

到达目的地乌垒城后，甘、陈二人接触到关于北匈奴的第一手资料：郅支单于已经在康居站稳脚跟，且因驱逐乌孙之功，日渐骄横，气焰愈发嚣张，寻茬怒杀康居国王女儿及贵臣、百姓几百人；

又强迫康居国人为他修筑单于城，每日征发500余名苦工，历时两年才完成；

还勒索大宛等国，令其每岁纳贡，其势力范围控制千里之阔，逐渐坐大。

了解到这些情况后，陈汤深感局势不容乐观：郅支远遁康居后，汉朝边境虽无烽火之灾，但从汉宣帝以来确立的西域秩序开始面临挑战。

无力抵抗郅支暴行的西域诸国，都开始把眼睛瞄向汉廷：如果谷吉之死没有任何说法，如果听任北匈奴这一支在西部继续坐大，到底是跟汉朝走，还是臣服于郅支?

这样一来，大汉王朝在西域用铁血刀兵辛苦打造出来的威望，恐怕要打一个问号了。

因此，陈汤感到深深的焦虑，心中暗暗下定战斗决心：对郅支单于之战宜早不宜迟，与其养虎为患，不如先发制敌。

于是，陈汤这位刚刚任职西域都护副校尉的年轻人，对甘延寿进言建议如下：“郅支单于凶悍好战，勾结康居，不断侵略邻国，目的在于并吞乌孙、大宛。

一旦把这两国征服，几年内西域所有王国都会受到威胁。

长久姑息，郅支‘必为西域患’。

趁其现在没有坚城强弓，无法固守，不如我们发动边境的屯田士兵，加上西域各国人马，一举发起进攻，直指其城下，郅支势必无处可逃，你我将于一朝之间成就千载功业。”

短短一番话，利害得失、战略战术一清二楚，无怪乎史书称陈汤“沉勇有大虑，多策谋，喜奇功”。

对此，甘延寿“亦以为然”。

但作为一名关西行伍老兵，他知道自己仅是朝廷放在西域的一线官员，没有对外决定作战的权力，这必须奏请朝廷才能再定。

而陈汤认为战机万变，不容错过，且中央官吏远离一线，敌情不明，其公议“事必不从”，必须果断行事，先斩后奏。

奈何甘延寿不敢作主，“犹豫不听”。

在主官不同意的情况下，身为副职的陈汤纵然把战争规划得再完美，也只能是纸上文章。

巧合的是，接下来上苍在冥冥中给了陈汤一次机会：甘延寿突然病了，而且病的时间还不算短——正职主官久病卧床，陈汤这个副校尉自然要代职理事。

历史以史实证明，他充分利用这次机会，不但以都护名义假传汉廷圣旨，调集汉朝在车师的驻军，还集合了汉朝西域各属国兵发出征召令。

大军云集、准备出兵之际，卧病在床的甘延寿得知消息，马上从病床上“惊起”，想要阻止这次作战行动。

对于矫诏发兵的陈汤而言，此时汉军和属国兵已经集合完毕，开弓没有回头箭，已经没有退路。

值此紧要关头，陈汤怒发冲冠，手按剑柄，厉声警告甘延寿：“大军都已集合，你想让众军泄气么?”

尽管史书记载甘延寿是个勇武有力的大力士，这时也只能“遂从之”，就此搭上了陈汤的战车。

甘、陈二人通力合作，一面派人回长安向皇帝上表“自劾”矫诏之罪，同时“陈言兵状”，一面率领大军向西出发。

就这样，汉家王朝多年不动的军事机器，在陈汤这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手中终于再次发动起来。

由于陈汤矫诏出兵，后世很多人都称他为一“赌徒”。

其实，军事行动本身常常与高风险性相伴，关键是看风险能否与价值相权衡。

从军事学的角度来看，陈汤的冒险远征颇有可取之处：

第一，缩短距离。康居相对于汉朝的远距离地理优势，曾是郅支单于引以为恃的天然优势，但在陈汤矫诏发兵的突击决策面前则大打折扣。

从乌垒到康居的距离较之从长安到康居的万里之遥，一下子少了一大半，使得快速奔袭北匈奴成为可能，作战成功系数大大提高。

第二，把握战机。

陈汤远程突袭的最大胜算，就在于郅支单于不相信汉朝会万里迢迢派军来打他。

只要及时把握住这个时机，趁着对手心理上的猝不及防，兵锋直指其城下，北匈奴游牧民族的机动性优势就丧失了发挥的机会，郅支恐怕连逃跑都来不及。

同时，四万之众的汉军属国合兵，不仅形成了对敌兵力数量优势，还有利于形成“汉领诸国伐郅支不义”的政治优势，师出有名，义正词严。

在这项制胜因素的背后，是西汉时代成功的屯田制度和西域都护制度，它们为汉军的远征提供了最佳的兵员配置。

可以说，陈汤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己方的制度优势：平战结合，就近发兵，完全出乎郅支单于之预料。

公元前36年冬，在郅支杀害汉使、远遁康居八年后，大汉王朝西域都护、骑都尉甘延寿、副校尉陈汤统率四万大军向康居挺进。

大军分成六路纵队，其中三路纵队沿南道，越过葱岭，穿过大宛王国；另三路纵队，由北道经乌孙王国首都赤谷城，横穿乌孙王国，进入康居王国边界，挺进到阗池西岸。

沿途击溃敌军抢掠部队，安抚受惊小国，探听对手虚实。

进入康居国境东部后，陈汤表现出了非常成熟的战时政工经验：下令严守纪律，不准烧杀抢掠，并与当地的康居首领饮酒为盟，谕以威信。

当地的康居人怨恨郅支单于的残暴，把城内匈奴人的实情告知给陈汤。

在康居向导的指引下，大军势如破竹，距单于城30里外扎营。

当部队从天而降般地出现在眼皮底下时，郅支单于似乎仍蒙在鼓里。

他所表现出的茫然、慌乱和无措，与先前的狡诈、强硬形成了鲜明对比。

面对大军压境，他遣使来问：“汉兵来这里干什么?”

汉军的回答十分有趣：“单于您曾上书言居困厄，愿归顺强汉，身入朝觐。

天子可怜您放弃大国，屈居康居，故使都护将军来迎。

“双方就这样一问一答，交涉了好几通外交辞令，最终汉方不耐烦了，下达最后通牒：“我们兵来道远，人困马乏，粮食也不多了，叫贵单于和大臣快拿个主意罢。”

战争的火药味终于弥漫开来。

战幕随即正式拉开，大军挺进到都赖水畔，距敌城三里处扎阵。

只见单于城上五色旗帜迎风飘扬，数百人披甲戒备城上，百余骑在城下来往驰骋，城门口还有百余步兵摆成鱼鳞阵，操练演习，以耀兵威。

城上守军向汉军大声挑战：“有种的过来!”

面对郅支单于的疑兵架势，甘延寿、陈汤指挥下的军队严阵以待，沉着应对。

当百余名匈奴骑兵直冲汉军营垒而来时，汉营军士“皆张弩持满指之”，敌骑迅速引退。

随后，汉军强弓部队出营，射击城门外操练的匈奴步、骑兵，被攻击者立时丧胆，撤回城内，紧闭城门。

见敌胆怯，甘延寿、陈汤下达了总攻命令。

在阵阵令大地都震颤的战鼓声中，大军开始攻击，弓箭如瓢泼大雨般射向城楼。

单于城是一座土城，其外另有两层坚固的木城。

匈奴人顽强抵抗，从木城栅格里向外放箭，展开激烈对射。

此刻，郅支单于作困兽犹斗状，全身披甲亲自在城楼上指挥作战。他的数十位妻妾也都用弓箭反击，遏阻汉军攻势。

即便单于亲临战场，也并未给战斗带来任何转折。

在大军矢发如雨中，匈奴守军渐被压制，不能立足，郅支单于也被一箭正中鼻子，受创甚巨，被迫撤回城内，其妻妾多人中箭死亡，木城上的匈奴守军溃败，汉军趁机纵火焚烧。

入夜，数百骑匈奴禁不住大火灼烧，趁黑夜突围，遭汉军迎头射杀，箭如雨下，全部被歼。

午夜过后，木城全毁，匈奴守军退入土城死守，破城在望，双方进入战争的关键时刻。

正当此时，一万多名康居骑兵突然出现在战场上，他们分成10余队，每队1000余人，奔驰号叫，跟城上的匈奴守军互相呼应，对汉军作反包围态势，并趁天黑向汉军阵地进攻。

陷入两面作战的大军阵地攻防有序，面对康居骑兵多次冲击，阵地岿然不动。

黎明时分，单于城四面火起，汉军士气大振，大喊登城，锣声、鼓声、喊杀声惊天动地。

汉军举盾堆土，破城而入，城外康居兵见势不好，迅速逃遁。

郅支单于抵挡不住，率领百余人且战且退，到王宫中负隅顽抗。

汉军借助火攻勇猛进击，一举格杀郅支单于，斩首成功。

此战共斩单于阏氏、太子、王公以下1518人，生俘145人，投降者1000多人。

公元前35年正月，北匈奴郅支单于的人头被快马送至汉朝首都长安，谷吉等人在九泉下可以瞑目了。

陈汤灭郅支单于之战赢得似乎太过容易了。

简简单单的一个远程奔袭，不到两天的攻防战，轻轻松松就斩首夺城，几乎是完全一边倒的战役，没有一点悬念感。

但看似轻松的胜利，并不是偶然的。

除去陈汤远程奔袭达成的军事突然性因素外，更是汉匈双方实力对比的较量所致。

首先，战略态势天翻地覆。

想当年，冒顿单于在位时，大破东胡，西逐月氏，南并楼烦、白洋，北服混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26国，统一大漠南北，属下控弦30万，雄极一时，久经战乱、刚刚立国的汉朝自然难擢其锋。

从汉高祖刘邦到文景二帝，大汉王朝隐忍数十年，蓄力数十年，几十年积累下来的国力资源，在一代雄才汉武帝手中全面发威。

汉匈大战历经数十年，战略态势开始全面逆转。

斗转星移，郅支单于时代，匈奴早已丢失河套、陇西、凉州等战略要地多年，何止“亡焉支山使妇女无颜色”。

伴随着汉朝不断开荒移民、屯田移民、交通西域的战略推进，匈奴的活动空间越来越小，充其量只能在小国中兴风作浪，对比刚刚经历过“昭宣中兴”的大汉王朝，无疑是相形见绌，此消彼长。

正如当时一位匈奴大臣所言：“强弱有时，今汉方盛，乌孙城郭诸国皆为臣妾。

匈奴日削，不能取复，虽屈强如此，未尝一日安也。

今事汉则安存，不事则危亡，计何以过此!”

这就是形势，形势比人强——任何一位匈奴单于，都无法无力改变这个实力差距悬殊的战略形势。

其次，军力对比差距明显。

袭灭郅支单于之战，不仅仅是陈汤矫诏出兵的个人英雄主义行为，同时它更是大汉王朝几十年来逐渐建设完善的军事力量(包括制度优势在内)对抗游牧民族的一次实战检验。

在对匈奴作战中，汉朝边打边学，边学边改，骑、车、步各兵种不断调整，重新组编。

从汉武帝时代起，骑兵发展迅速，公元前119年春漠北之战时，仅卫青、霍去病两军的战马数量就达到了14万匹，实力十分强大。

最终汉军骑兵完成了向战略军种的转变，成为军中的第一主力兵种，从而使汉军能够以机动对付敌之机动，既可远程奔袭，也能迂回、包抄、分割、围歼，赢得战场上的主动地位，杀伤力和机动性都大大提高。

而且汉军特别注重将骑、车、步兵联合作战。

汉武帝时卫青出塞作战，就曾以武刚车(有皮革防护的战车)环绕为营，以作防御，同时纵精骑5000出击匈奴。

在实战经验不断积累的基础上，汉军形成了一套以骑兵野战、步兵攻坚、车兵防御的克敌制胜战法，协同作战方式渐渐炉火纯青。

在灭郅支之战中，也正是因为汉军军力强盛，各兵种协同作战，攻防兼备，万余康居骑兵才对汉军主导下防守严密的联军阵地无计可施，徒呼奈何。

更何况，汉军长短兵器装备之精良，远非游牧民族可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