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人说话语速快，所谓的吴侬软语，并不像贾勇想的那样柔和。再加上老吴的话里有怨气，听起来像是要质问跟过去那段历史一点儿关系都没有的贾勇。
老吴看着一脸无辜的贾勇，也觉得自己的话说得着急了。他缓和了语气，跟贾勇聊起了过去的事情。
老吴带着怨气，放慢了语速说：“想当初，华艺公司把各地分公司移交给地方的时候，那就是跟国家要政策，向地方甩包袱。那个事情做的是很绝情的。
“我们杭艺公司，还算好的，有自己的办公楼，那个楼你们总公司也不能往BJ搬，账目上就给我们留了够发三个月工资的钱。那哪里是移交地方，地方谁管我们？就是遣散还得给我们一笔遣散费吧，总公司用一栋老楼，把遣散费都省了。
“我们当时的想法是，自负盈亏可以，不要散架子嘛。可以以全国工艺品生产系统的名义统一申请广交会展位嘛，别的不用你总公司干，你就干这一件事就好了，我们给你们总公司交管理费。总公司连这个牵头的事都懒得管。
“我们当年起步申请广交会展位多难啊，没有历史成交记录，人家不分给你。我们只能买高价的。后来有了成交记录，我们才开始一步一步地在地方申请到展位。
“我们杭艺公司是有骨气的，我们停发工资，把工资作为公司启动资金。好在我们南方人，脑子活，起步早，民营经济发达，小工厂遍地。我们随便到工厂去抓一些产品，摆到广交会的展位上就能成交。我们就是这么活过来的。”
老吴一口气说了许多，好像要把多年压在心里的话倒干净，说得贾勇连连点头，说得他自己都有些上气不接下气的。
老吴说的这些事，贾勇入职以后也听到过一些。别说远在杭州的老吴，就是在华艺总公司，几次改制的过程中，又有多少人离开了自己的工作岗位。看着老吴，听着他抱怨的话，贾勇想起了老岳说过的，从总公司下岗，在三产餐厅当服务员的那些同事。
据说，这些老同事大部分是当年工艺美院毕业的老大学生。他们在工艺美术设计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华艺总公司极具艺术性的公司标识就是出自这些老同事之手。公司改制成外贸公司以后，他们没有了用武之地。只能被收拢在老岳的三产公司。
老岳是个老派的干部，喜欢身先士卒，喜欢嘘寒问暖。有一次，他到一个老同事家去串门，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个老同事把自己的蜗居小家装修出了五星级宾馆的水平。
老岳感动了。回来以后，他把三产公司里，有工艺美术设计功底的老同事们组织了起来，向总公司申请成立一家专业的装饰装潢设计公司。消息一出，公司上下简直一片沸腾。
领导同意，员工满意，大家都夸老岳又为华艺公司办了一件大好事。老岳干得更是起劲儿。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他们随随便便勾勒几张效果草图出来，格调高雅了，空间开阔了，功能实用了。据说华艺装饰装潢设计公司的招牌一打出去，就拿下了好几个室内装饰装修工程。一些缺少设计能力的工程公司找上门来，主动要求合作。又是拿工程，又是谈合作，新公司开张把老岳忙得不亦乐乎。贾勇出发来广交会之前的几天，本来想去跟老岳打个招呼，竟然几天没见到老岳的面儿。
听了老吴的话，贾勇暗自庆幸是老岳在管着华艺公司的三产。要是没有老岳这样的干部，要是老岳不去走访员工家庭，那些专业的工艺美术人才，他们的艺术才华又哪儿会有用武之地？
他们还不像老吴这样，能自己找到工厂，能自己开始做生意，能利用广交会这个窗口做外贸。他们是一群跟陌生人打交道还会不知所措的艺术人才。都是四五十岁的人了，难道就在三产的餐厅里当服务员吗？
想到这些，贾勇很理解老吴的情绪，一点儿没有见怪的意思。他等老吴把话说完，慢条斯理地问：“您每年都来参加广交会吗？”
老吴没少接触过华艺总公司的人。像贾勇这样的年轻人，他已经很多年没有见到了。这些年华艺总公司一直在减员。一些以前熟悉的面孔不见了。直到最近，才听说华艺总公司来了一批大学生外贸员。老吴估计，贾勇就是这其中之一。
对华艺总公司原来那些人，老吴是熟悉的，也很有些看法。华艺总公司刚刚转行做外贸的时候，老吴也几次到总公司来托关系，找资源，见了不少冷脸，挨了不少白眼。在老吴看来，华艺总公司什么业务一部、业务二部的人，都不是会做生意的人。
都已经跟政府脱钩，行业管理公司改制成了外贸公司，他们还端着一副官老爷的架子。拿着那些外汇指标，配额指标，贵金属指标，吊大家的胃口。桌面上搞一套冠冕堂皇的理由，桌下面还要搞一套礼尚往来的东西。老吴是一个喜欢把桌下面的东西也讲明白的人。这好像不太符合总公司一些人的胃口。弄得老吴这样老资格的外贸员，居然到处听官腔，屡屡碰壁，无功而返。
老吴是个有些个性，有些脾气的人。他还就不相信，离开总公司这帮官老爷，他还能没生意做了？仗着自己勤奋，仗着浙江的外贸基础好，这些年他也扛过来了。他早就四处放言，总公司的日子是兔子尾巴长不了。
老吴不是在贾勇一个人面前这么发牢骚。这几年，只要见到总公司的人，他都要像加农炮一样轰一气。大部分情况下，都是不欢而散，毕竟老吴能见到的人，也不是应该为这些事负责人的人。老吴不在乎。他图的就是一个自己骂得痛快，骂得舒服。
年纪轻轻的贾勇表现出的冷静，理解和包容，是老吴没有想到的。老吴暗自思忖，难道总公司来的这一批外贸员真的跟以前的那些人不一样了？
老吴缓和了语气说：“自从和总公司脱钩以后，每年春秋两季，我都来参加广交会，一次都没落下过。从那时起，我每次都住在这里，跟宾馆这边都熟悉了。
“这个宾馆的老板以前就是这里的一个前厅部经理。也是我这个年纪的人。那个时候刚刚改革开放，来这里的人还没有那么多。宾馆的生意不好，要么下岗，要么有人出来承包。有人问他要不要承包。他拿不定主意。我是这里的常客，他就问我的意见。
“我跟他说，做啊，一定要做啊，多好的机会啊。这里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啊。做生意的人哪儿有不到广州来的？哪儿有不来广交会看看的？这里离广交会场馆这么近，位置多好啊。房子格局是差了一些，改造的空间也不大，可这是五十年代的苏式建筑，真材实料的，再过一百年也不用大修。他听我的，把这里盘了下来。这么多年，他发达了。但他还认我，给我一个不错的折扣。
“广交会期间，广州的宾馆酒店实行季节浮动价格，原来三百一天的标准间，可以涨到八百。五百的就要一千，八百的就要一千八。五星级酒店一个标准间要两三千，高档的套间要五千，你说厉害不厉害？我们这里每个床位每天二百，离场馆近，走着就可以过去，还省了交通费。
“广交会期间，广州全城大堵车，特别是场馆周边，堵得一塌糊度，可以说水泄不通。你要是住的远，每天打车就要一百多。广交会期间，宾馆酒店可以临时涨价，出租车却没有临时涨价机制。出租车司机都很有意见。出租车也不好打的。
“广州人很有意思，我们那里，你可以跟出租车司机商量，不要发票，不打表。广州出租车司机还不接受。你跟他说不打表，他觉得你不讲规矩。他们宁可去市政府提意见，也不接受私下结账的方式。所以你在这里打车的时候，你不要跟司机讲价钱。他们听普通话有困难，弄不好还凶你一顿。
“咱们这里有洗澡间，洗澡很方便。在广州，这个季节要是不能洗澡太难受了。总之，这个地方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咱们又不是领导，领导都要住一天一千多、两千的房间，有的还要住商务套间，那就更贵了，人家要谈大客户，要面子嘛。我们这样就可以了。”
贾勇看着教训自己半天的老吴说：“您不是领导吗？我看您就是这里的负责人。”
老吴眨眨眼睛，笑着说：“我哪是什么领导啊？我就是个外贸员，捎带手地给大家搞搞后勤。”
贾勇说：“我看您资历这么老，对业务这么熟悉，我觉得您应该是个领导。”
老吴带着怀旧的伤感说：“你这小伙子蛮灵光的。这么多年了，看来我的架子还没倒。不瞒你说，我以前确实也在杭艺公司的几个科室里当过科长。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我们那个时候选人用人的标准跟现在不一样。那个时候，选干部，首先看的是人品。什么是人品？在单位里能不能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说话办事情，讲究实事求是，不说大话，不妄言。搂着点儿，留点儿余地。在处理集体和个人的关系时，把集体放在第一位，把别人的利益往前摆一摆，把自己的利益往后摆一摆。那个时候的风气是同事之间互谅互让的。你要是处处跟别人争利益，那你就不要当干部了。
“杭艺公司改制的时候，搞了个竞聘上岗。杭艺公司本身没有什么资源，能调动大家积极性的，就是那么几个科经理的位子了。所有的科经理全都下来，把岗位空出来，搞全员竞聘。越是像我这种以前干过的人，越谨小慎微，越是没干过的人，想尝尝当领导滋味的人，把调子唱的越高。这么着我就下来了。”
老吴叹了一口气，情绪低落地说：“新的部门经理一上任，就搞自由组合，像我这样以前做过行政工作的人，放不下架子，哪个组合都不愿意要我。我就自己单干。我们杭艺搞大包干，核算到人的，所有的营销费用自己承担，社会保险自己交，连做业务的营业税、流转税，所得税，都核算到人，还要上交公司管理费，剩下的才是自己的。”
贾勇听着像天方夜谭一样，他问老吴：“那都这样了，大家都成个体户了，干脆就干个体户，自己搞个皮包公司得了。您为什么不自己干呢？”
老吴回忆着说：“我大学一毕业就到杭艺来工作了。那个时候能够进全民所有制企业是一件很让人自豪的事情呢。给自己干嘛，心里面总感觉没有底，没有了靠山。虽然现在这个山也没有让我靠上。”
贾勇为老吴惋惜，说：“您就是自己不愿意担风险，您也可以搞管理嘛。浙江遍地工厂，像您这样有国有企业管理经验的干部，说不定民营企业更需要呢？您从管理干部转型做外贸员，难度有点儿大。”
老吴若有所思地说：“亲戚里面就有搞箱包厂子的，想让我去搞管理。我在这里还能混得下去，懒得动了。等什么时候人家下逐客令，再说吧。”
贾勇半开玩笑地说：“我看您是对杭艺的感情太深了。您是不是怕您离开了杭艺，杭艺就散架子了。”
老吴说：“我要是离开了杭艺，我也会老想着它，老惦记着它怎么样了。其实我哪里有那么大的本事？我在不在，它该散架子都会散架子。我虽然不是杭艺的创始人，但我毕竟是来的比较早的一批人，是进杭艺的第一批大学生。就是杭艺倒了，我也想看着它倒，知道它是怎么倒的，不想让它倒得不明不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