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始律》的制定与实施从根本上讲还是为了维护晋国的统治秩序，是从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的。《泰始律》中首次设立了杂抵罪，是指以夺爵、除名、免官来抵罪的总称，此制为后来官当的雏形。官当也可以从字面理解为把官给当了，以换取免罪的特权。晋以后的南北朝时期，官当制度被正式列入法典，这等于直接为官员的特权提供了法律依据。比如官员若有公务犯罪行为，通常可以减刑一到三年。官当制度到了唐宋时期达到顶峰，官员犯罪后，如果现有的官品不够当罪，还可以用历任的官品来当。如果以现任的官品当罪有剩余，就不再罢官，交钱赎罪即可。如果所有的官品都加在一起，还不够当罪，再罢官，剩余的也可以交钱赎罪，不必执行刑罚。当然，如果犯下了危害国家社会秩序的十恶不赦之罪，免官、除名等办法都不再适用。总之，这种司法理念都渊源于《泰始律》中的杂抵罪。这一制度充分体现出封建等级社会中的官本位思想，而讲求等级特权正是儒家文化的传统。司马家族长期以来一直奉行儒家传统思想，就连司马炎刚刚受禅之初也说‘吾本诸生家，传礼来久’，意思是自己出身儒学世家，尊崇儒家礼仪和文化实在久矣。

虽然《晋律》较前代法典已大幅精简，但正因为文字凝练，许多地方还是让人不好理解。于是司马炎又命张斐、杜预对律文进行注解，这些注解大致相当于现代的司法解释。时任廷尉明法掾的张斐先后著有《律解》、《杂律解》、《汉晋律序注》等专著，又向司马炎上《注律表》，以概括《泰始律》之要点，并解读了编著《泰始律》的基本精神，即‘王政布于上，诸侯奉于下，礼乐抚于中’。张斐认为，法律应当体现出礼乐精神，由国君统一制定、颁布，臣民则应无条件地遵守奉行。而礼乐恰恰是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和封建等级制度的体现，所以张斐以为，礼乐是法律的灵魂，法律是实现礼乐的工具与保障。可见，张斐、杜预等是站在封建统治者的立场对《泰始律》加以诠释，对律令的注解既要体现出封建纲常伦理，也要符合事物的客观规律。张、杜二人特别对《泰始律》律文中所涉及到的重要法律概念和法律术语作出了详细解释，尤其强调‘慎律之变’的道理。也就是说，有些律文或许表面看上去显得不合逻辑，而实际上是有道理的，其深层含义就是要臣民懂得，法律是维护统治者利益的工具，所以对法律作出的任何解释，都要符合这一基本原则。由于张、杜二人对《泰始律》的注解深入浅出，无论庶民、士大夫都能很好地理解法律的要义，因而司马炎在诏颁《泰始律》的同时，宣布张斐、杜预对《泰始律》所作的注解与律文本身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所以《晋律》不仅又被称为《泰始律》，也被后世称作《张杜律》，这种以注辅文的司法解释方法对后世的立法模式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晋律》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唯一通行于全国的成文法典，在实行过程中起到了缓和社会阶级矛盾，同时也缓解了统治阶层内部矛盾的作用，维护了士族地主及官僚地主的统治，同时也在广大士民中树立起良好的法治观念。晋律在中国法律发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其中许多法律条例和概念一直沿用到了明清时期。晋律以宽简著称，在中国古代立法史上开启了由繁入简的先河。其在中国法制史，乃至整个中国历史的演变进程中都具有相当深远的影响。

晋国建立初期，司马炎不是忙于尽孝，就是在搞立法，《晋律》的颁布实施已表明晋国正在向着大一统目标稳步迈进。那么，吴国的孙皓呢？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