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半后，收到了白巧儿的婚礼请柬，她的丈夫是县人大副主任，请柬的双喜字与牡丹花图案显得俗气，但白巧儿手写的几个字纯真得出奇，她写道：“您是我命运中的贵人”。“贵”字洇湿了，我相信她写到这里时落下了泪水。

白巧儿来信说，不但她已经有了“编制”，而且我的报道使她收到了从帕米尔高原的边防、到深圳特区的商家巨擘发出的数十封愿意与她“交朋友”的附有英俊挺拔照片的火热的信。

恰逢组织与宣传部门约我谈话，谈我的工作安排问题，我参加不了她的婚礼，给她寄去一套海峡对岸出品的床具，我写道：“是你帮助了我，你不仅在后桑葚播种了爱与文明，你也在我的命运中播撒下吉祥的甘露。一个好人、福星，带来的是一方好运，正像一个坏种、恶煞，带来的是一势乖戾冤仇。”届时我又拨通了她的电话，向她与她的那一半，说了许多美好热烈的祝福话，这里叫作“喜歌儿”的。

也是次年，我当选为作协分会副主席。

实话实说，文字生涯中遇到一个先进模范，是几辈子修来的机遇，它是社会之福，地域之福，报刊之福，宣传文艺教育部门与团体之福，本人之福，这是报道者即写作者几代人修来的福缘福分。以福祈福，以福造福，正能裂变，福福无穷！

有人还说是我的作品推动了后来民办小学教师待遇问题的解决，我谦虚，我还不敢这样宣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