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十二月初，袁凌鳯和其他七家主事之人，外加四位王府亲卫的骑军领将，在北崖袁氏宗祠连聚三日，只是为了算一笔帐。

十六万军队，关中将门八家，每家投入白银百万两以上，四座王府已经在边地秘密屯粮仅仅是人吃的粮食就囤积了三十万石，耗银二十万两，再加上马匹需要的豆类马料百万石，总共耗银一百九十余万。

而朝廷的三百万两，发过军饷之后，剩下的七八十万两白银，也都投入到这十六万军队中。算这笔账的原因很简单，此去北上，一方面是配合河套铁骑收复两年前放弃的河套平原，另一方面，再去往北，才是关中军的真正目的。

战争不仅仅是战场厮杀，更是一门生意，袁凌鳯在锦衣卫之时，便用战功获金，之后在镇武卫，以兵器甲胄赚京军禁军的钱，所以袁凌鳯的军队都是越打越有钱。

现在关中将门，北方四座王府，加上远在京都的周皇后，累计投到这十六万军队中白银已经超过了一千三百万两白银，仗要打，钱也要赚，草原上的马匹牛羊，拉到中原地区那就是白花花的银子，一千三百万两白银这已经是崇祯初年一年的国库收入了。

而当下这几年，崇祯左手屠刀，右手官位，推行税制变革，阻力很大，但是崇祯靠着几次战场上的胜利，重用锦衣卫，以锦衣卫对付文官，朝堂上的高官每日都不一般，到了今年，五年前的朝臣留下的不到三成。

以往大明的赋税分的很简单，给了无数商人逃税的空间，现在士农工商，只征收农工商三类人的税，感觉和之前一样，但是除了特殊的赏赐之外，即便是挂名在士族名下的农工商也必须缴税，甚至就连袁凌鳯也南下和商人们对阵了一番，为此不惜痛下杀手，去年国库收入算成白银才有了两千五百万两。

从去年开始朝廷上官员调动频繁，贬谪的大都是那些拒不缴税的官员，吏治随着锦衣卫的抬头，开始变得清澈，官员们除了自己的俸田外，其他的田地都开始缴税了，而那些拒不缴税的，要么贬官，要么就整家消失。

户部新上任的尚书候德州算过，仅是今年十个月的时间为准计算，国库收入比起去年要多上两番，其中商税便占了七成，而这些多出来的商税，以往都是地方大族征收商人的“抽成”。

而崇祯则落下了一个“与民争利”的暴虐之名。不过崇祯内有内庭东厂，拦住朝堂文臣，外有锦衣卫搜集证据，抄家灭族，从旁辅助的还有朝堂上擢升的七成官员，虽然乱了一阵子，单数无伤大雅。

毕竟在这个时代，手里有刀的总归是不怕吃亏的，讲不讲理，要看刀锋想不想饮血。

所有官员除了朝廷赏赐的俸田之外，其他的产业和民间一视同仁，大明不缺做官的人，即使反对也只是给锦衣卫的绣春刀上添上几条人命罢了。

残忍，暴虐，这些都是表象，一个危如累卵的帝国，可谓病入膏肓，不做些挣扎，只会走向灭亡。

农税恢复到了万历年间的水平，商税变动最大，无官可做，精通算学的士子们，被崇祯大手一挥，通通送到户部，针对各行各业的商税敲碎了一小块一小块的研究，定下一个合适的税收标准，不再是之前统一的将所有行业征收相同的税。

除了整军备战的关中地区，在全国各道各府，锦衣卫保护着推行新税法的士子，将新税法推行天下，对那些不适用当地的与当地行业内的掌柜们协商，冥顽不灵的，锦衣卫除保护之责外，也做了一把染血的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