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孔文龙叫了一个老外，他是从桂林过来的，他告诉孔文龙说：“在桂林有中国人拉我去酒吧喝酒，然后让我花了好多钱买单，我现在都害怕你们中国人了。”他说完就匆匆离开了孔文龙，根本就不敢去看什么画展了。孔文龙一下子就感觉到了情况严重，看来现在在中国要打外国人主意的人不只是只有西京人了。

不光是孔文龙，文化斋所有的翻译都感觉到了形势的严峻，每天每个人都在为不剃光头而努力，现在已经不是挣多少钱的事了，生存下去成了首要问题。

每天画廊的翻译们都在相互抱怨和吐槽，王慧心、陈嘉欣和卢兰湖等兼职的倒还有本职工作可以依靠，卖画成了随便挣点零花钱的玩票。严有才本来是全职的翻译，后来沉迷于股票，也变成了兼职。他现在还有个股票的念想，可孔文龙、薛豪义和林丽人等全职翻译的日子就明显不好过了。

但文化斋的竞争对手画院却迎来了卖画的春天，老外不相信文化斋，但对画院却深信不疑，首先是古建筑吸引老外，然后画院的院子看上去像个学校，再加上有好多画家人在那里作画，怎么看都是个美术学校，所以在画院老外买画的比文化斋可多多了。

这真是应了那句老话：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当初孔文龙、薛豪义他们有多庆幸文化斋位置好、距离近，今天就有多羡慕画院是老院子、像个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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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文龙现在算是真正明白了当初孔爸爸和赵爸爸对自己卖画工作的担心，还是老一辈见多识广，有先见之明，所以赵爸爸那时候没看上孔文龙。孔文龙开始理解赵爸爸了，他感叹大人的远见和人生阅历，正可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现在回想起来，以前叫老外卖画就跟捡钱一样容易，当时数钱数得手累的时候，就该想到将来不挣钱时候的怎么过？

再遇到画院的翻译大象、郭大成的时候，孔文龙和薛豪义就对他们能在画院羡慕不已。连孔文龙和薛豪义从来都不放在眼里的徐立春，现在也开始在他们面前吹嘘卖画的事情了，这让文化斋的翻译一时难以接受。徐立春是甘肃农村的打工仔，原来是画院扫地的保洁人员，后来自学卖画，现在也能人模人样地当翻译养家糊口了。

大象是画院的翻译，也是西京卖画界的三大创始人之一，他比孔文龙大一岁，是来自西京周边的户县秦镇。大象是民办的西京翻译学院高材生，据说能背诵一本英汉词典，加上身体超胖，所以才有了“大象”这个外号，因为大象的记忆力是最好的。他的本名崔忠诚倒没有多少人能记住了。

大象劝他们弃暗投明来画院卖画，郭大成却提醒他们小心背叛老东家金文化的后果。最后，薛豪义和孔文龙商量着得出结论：有机会悄悄带老外去画院卖画，但不能经常，只挑一些特别好的、能放炸弹的老外去画院，否则对文化斋和嫂子没法交待。

金文化是文化斋嫂子的老公，他是西京回民协会的主席，也是中国伊斯兰协会的七大副主席之一。他看到画院给老外卖画挣钱，也就照搬画院模式用自己家的门面房开办了文化斋画廊。在整个回民居住区，金文化都是一言九鼎的大人物，所以作为他的员工，孔文龙和薛豪义根本不敢随便去其他画廊卖画。

他们几个人口里说的“炸弹”是指卖画超过1000元以上的生意，一般是卖了七八张小画，或者一两张大画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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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文化斋的翻译们在画廊门口闲聊，都在为生意发愁，同时也羡慕画院的生意和翻译们，陈嘉欣说：“那咱们以后只能靠提高卖画的水平来挣钱了，就像画院的大象那样。昨天晚上我走的晚，我在北边的中医院门口看见大象和老外在马路边交易呢，他把一张《悄悄话》大轴画给老外打开了看，还用手电照着。老外看完了一伸大拇指，然后就给他掏钱，就像电影上演的黑社会毒品交易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