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文龙挤到了列车长补票的地方，补了一张洛阳到西京的车票，列车长给他的是张软纸的车票，还在上面标注了洛阳到西京的字样。当时提前买的火车票都是硬质的小车票，只有在火车上补的票是软纸的，一眼就能区分出来。

补好了车票，孔文龙算是把心放在了肚子里了，他找了一个车厢的门口站好了，开始了回家之路。这时候旁边有个打扮非常时髦又长得非常漂亮的大姐，孔文龙忍不住使劲看了她几眼。那个大姐背了一个特别新潮、一看就很贵的黑包，孔文龙就随口问她这个包是不是很贵？值多少钱？那个大姐反正也是闲着，就和他说起话来。

她告诉孔文龙，说自己的包是600多元买的。孔文龙一砸舌头，说：“妈呀，这么贵？”那个漂亮大姐无不自豪地说：“贵的包能多用几年不过时，比买好几个便宜包划算。”孔文龙就问她在哪上班？是干什么的？大姐都一一告诉他了，两个人都觉得路上无聊，就随便聊了起来。

终于到了西京火车站，孔文龙如释重负，这一路没有座位站了好几个小时真让人受不了，幸好旁边有个美女姐姐一路聊天，还能让自己心情好一点，也就觉得路上没有那么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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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站的时候，孔文龙和那个漂亮姐姐都被验票的工作人员拦住，拉到了旁边的值班室。他们两个都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就问人家，车站的人让他们补从上海到洛阳的车票。他们两个连忙解释说自己是在洛阳上的火车，已经补好了车票。

工作人员却说他们是上海上的车，在洛阳才补的票，就是为了逃避一大半路程的车票。孔文龙和那个大姐气坏了，他们都怕被罚钱所以一上车就主动跑过去补的票，结果还是被找茬罚款。工作人员让他们找出能证明是在洛阳上车的证据，否则就不让出站。

孔文龙想起来自己在洛阳的站台票早就随手扔掉了，他以为都上了火车还留着干嘛？就没保留，谁知道现在要作为证据使用。那个大姐也同样生气，她告诉孔文龙这些人就是为了弄钱，他们就利用这两种车票不同的漏洞，靠随便罚款弄黑钱。

最后，孔文龙在自己身上翻出来了在郑州住宿的收据，能证明自己至少是在郑州以后才上的火车，工作人员就让他补郑州到洛阳的车票，而那个大姐必须补上海到洛阳的车票。两个人觉得秀才遇到兵有利说不清，只好花钱消灾。

出了西京火车站，孔文龙回头望了望，他想起自己在洛阳还骂河南人坏的话，现在居然在自己的家门口就被打脸了，原来是坏人根本就不分地域，哪里都一样。最后，他得出了最新的结论：以后就在西京，哪里也不去了，看还能有什么天灾人祸？

孔文龙不由得抱怨起来：这真是一个糟糕的时代，郑州火车站的姑娘们在光天化日之下蒙人、警校的学生在火车站讹钱、西京站的工作人员从旅客身上弄黑钱。但他转念一想，自己不也是利用这个混乱的时代在文化斋卖画蒙外国人吗？

否则，自己一个无业人员居然能在大街上随便叫老外，把低档的字画高价卖给老外，还能拿到普通人10倍的工资收入。如果是一个文明的、法制健全的时代，自己能有这样的好事吗？

看来，时代从来就没有好坏之分，关键是看对谁来说，站的角度不同，对时代的看法就不同。想到这些，孔文龙舒心了许多，他对这次出门的怨言和痛恨也就放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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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文龙历经千辛万苦，受尽了欺负和屈辱，终于回到了自己的老家西京。他回到师大门口的村子长延村，进了自己的新房，赵红玉正在屋里看着电视。赵红玉见孔文龙回来了，就开口说：“老爷玩回来了，一路辛苦了。”

孔文龙见赵红玉如此平和的态度反倒有些不适应了，他本以为赵红玉早都回自己家了，要么一见面就要和他拼死拼活地吵架，结果这些都没有发生，反倒让他不知所措了。赵红玉继续说：“坐了一夜的火车吧？赶紧放下行李好好睡一觉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