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或努尔哈赤主力回撤，则明军便可从正面战场乘胜追击，如果不撤，那其老巢被破，后勤供应切断，也是必败无疑。

但王化贞却认为若是明军坐以待毙，听凭努尔哈赤进攻，广宁则必不能保。

他主张先发制人，渡河进剿，建议应派偏师在辽南敌后开辟战场，以成东西夹击之势，拉长战线，动用多方力量牵制围剿后金。

这跟熊廷弼的“三方布置策”在本质上并不矛盾，关键就是一个时机问题。

镇江之役若是发动得太早，便会弄巧成拙，发之太迟，则又会坐失战机。

而王化贞唯恐这个深入敌后的功劳被熊廷弼抢了去，于是一声招呼都不打，自说自话得就派毛文龙出海去镇江了。

待毛文龙刚在辽南一表功，王化贞就迫不及待地绕开经略衙门单独向朝廷报捷了，由于王化贞是叶向高的门生，叶向高当时为内阁首辅，彼时一见捷报，自然也跟着为毛文龙说好话。

皇帝见到镇江大捷的捷报，以为复辽有望，当即便下旨让登莱巡抚率一万水兵支援毛文龙，让天津巡抚从浙江调八千水兵以为后劲，再宣谕朝鲜分兵犄角，官军于广宁踞守三岔河，与蒙古合兵，相机进取。

结果万万没想到的是，登莱水师都还没有出发，努尔哈赤就已经派兵重占了镇江，毛文龙孤立无援，不得不逃往朝鲜。

后来广宁一丢，镇江得而复失一事就被怪到熊廷弼头上了，因为当时的登莱巡抚陶朗先是熊廷弼的门生，于是朝中许多人就指责熊廷弼，说是因为他的缘故，登莱抚镇才观望不进的。

实际从事后复盘来看，熊廷弼有熊廷弼的道理，毛文龙发动镇江之役的时机确实不对，他开战开得太早，广宁、登莱都还忙着调兵遣将，运械转炮，倘或匆忙发兵支援，必定会被努尔哈赤各个击破。

因而毛文龙在镇江一开战，努尔哈赤立刻就识破了明军的战略意图，镇江之役后，努尔哈赤在辽南布置重兵，这一路的布置就被提前破坏了，根本无法起到支援河西战场的作用。

这就是打草惊蛇、弄巧成拙了。

不过有一说一，皇帝对毛文龙的维护力度也是不逊于袁崇焕的。

最起码，朱由校并没有因为镇江之役的争议而责怪过任何一个人。

熊廷弼被传首九边，是因为广宁之败，而不是镇江大捷，登莱巡抚陶朗先身亡，是因为被参劾欺君盗饷，入了刑部大牢之后，绝食自杀了。

总之，镇江大捷中的所有争议，朱由校都尽力圆过去了，毛文龙前后在镇江驻守不过七天，朱由校也算他立下一大功。

毕竟毛文龙能在辽东屡屡溃败，人心惶惶，官兵畏缩观望的情形下，坚持深入虎穴，号召抗金，献叛扬威，如此慷慨任事之人，皇帝又岂能责罚他呢？

朱由校的行事作风是一贯如此，只要大节上过得去，这小节有亏，他都是不计较的。

故而待毛文龙的东江镇在辽南经营起来之后，皇帝对东江镇的粮饷运输以及登莱水师的操练情况也是十分得重视。

广宁丢了之后，由陆路转运东江的运输路线基本上被堵死了，只能靠海运接济东江，而海运又主要依赖于天津和登莱这两个后勤补给基地。

一开始这组织水师与开酌海道的差事是派给李长庚去干的，不料李长庚上任没多久，就要求皇帝把“金花银”挪去发军饷。

“金花银”是自明英宗正统元年开始税粮折变上缴后的银两，“金花”二字是白银成色上好的意思，又名折粮银、折色银或京库折银。

金花银的来历是这样的，原本在洪武年间，朝廷向百姓征收的税赋分为夏税、秋粮两种，夏税以小麦为主，秋税以米为主，皆以实物缴纳。

永乐迁都北京后，京师官员如果要支领俸米，必需拿着俸帖到南京领取，路远费高，极不方便，官员们领到俸米后，往往就地贱卖，七八石的俸米，只能易银一两，于民于官均不利。

为解决这一问题，宣德年间，江南巡抚周忱率先提出要将四石俸米折银一两，运往京城，充作俸禄，实施效果非常好。

明英宗继位后，看到大明宝钞的弊端，对用银制度进行了改革，正式解除了自洪武年间起禁止在市场交易中使用白银的禁令。

除了部分官俸依旧折发宝钞之外，从朝廷到民间都以白银、铜钱和米粮作为流通货币使用。

于是，正统元年时，副都御史周铨趁热打铁，建议将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等地的税粮都折成布绢白银，解京充俸，紧接着，江西巡抚赵新、南京户部尚书黄福也先后奏请此事，并得到户部尚书胡濙的支持。

自此，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广东、广西原应征收的四百余万石米麦，都改折成了百万余两白银，其后，这个办法逐渐概行天下，以为永例。

地方府衙每年要将从百姓那里收齐的散碎银两铸成五十两重的大银锭上交户部，银锭凹面必须刻有地方名称、税别、重量、内耗及有关官员和银匠姓名，以便追责。

依照正统朝之前的惯例，这笔“金花银”应是专门用于折放武官月俸及皇帝赏赐的。

可大明官员的俸禄那一向是有目共睹得低，怎么发都用不了百余万两白银。

久而久之，刨除俸禄之后的剩余“金花银”就又被皇帝归拢到了内帑中，成为了皇帝小金库中每年极其稳定的一笔私房钱来源。

李长庚要动这笔钱，无疑相当于在朱由校头上动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