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绍轼自天启三年起担任朱由校的日讲官，与皇帝师生三年，早已摸透了皇帝的性子。

朱由校除了喜欢跟美貌小太监一起唱戏玩耍外，生平最大的爱好就是当木匠作手工搞工程设计了。

不过说实在的，作为皇帝，朱由校在自己的“爱好”上并未像其他皇帝那样穷奢极欲，也从不搞“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那一套，仅这一点，就比前朝许多皇帝要强。

瞧瞧同样是热爱大型工程的秦始皇与隋炀帝，一个修了长城、秦驰道、阿房宫、骊山陵，另一个开掘长堑、营建东都、修建大运河，结果统统是二世而亡。

与这两位比起来，朱由校绝对算得上是体恤爱民的仁德之君，毕竟他既没有把全天下一半以上的青壮年人口都调去服役，也没有弄得“丁男披甲，丁女转输”，造成“天下死于役”的惨象。

皇帝仅仅是调拨了点儿南直隶府库里的积余银，去修建皇宫里本来就该修建的“三大殿”，这本来就是一件无可厚非天经地义的事嘛！

别说秦始皇、隋炀帝，皇帝就是跟他的祖宗们比，都算得上是勤俭节约，不折腾人的。

明成祖当年决意迁都北京，修建紫禁城时，可谓是倾尽举国财力，所费白银不计其数。

据说，永乐年间初建三大殿时，光大殿的地砖就要耗费两年时间才能制作完成，如果验收不合格还得重做。

建造大殿的木头用的是四川金丝楠木，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样巨型的木材人力根本无法运输，只能顺着大运河漂过来，基本上每根木头要漂泊一千多公里，大概经过四年多才能到达北京。

结果永乐十八年紫禁城刚完工，还没过上几个月，到了永乐十九年五月时，紫禁城便突遭雷击，燃起大火，焚毁了三大殿。

原本反对迁都北京的户部文选司主事萧仪借此机会，上疏说明成祖迁都是背弃明太祖，惹得明成祖勃然大怒，当即背弃不杀上疏者之承诺，而将之收狱，逮入北镇抚司。

不仅如此，萧仪入狱后，明成祖又将当初所有反对迁都的一干大臣全部赶到午门去罚跪，最终还是由户部尚书夏原吉出面宽慰，明成祖才下旨赦免了那些大臣。

平心而论，当年反对迁都北京的大臣并没有错，当时靖难之役刚刚结束，正是应该休养生息的时候，花费如此之多的人力财力去修建一座这样金碧辉煌的皇城，对百姓而言无疑是巨大的负担。

而明成祖在三大殿失火后的言行举动显然就是在发泄撒气，在前人如此的衬托下，朱由校真是既温柔又讲道理。

其实他作为实权皇帝，就算完全不管辽东和西南的战事军饷，把朝廷能拿得出来的钱都放在修建三大殿上，谁反对就打谁的板子、罚谁的跪，朝中也照样无人能制约他。

但是朱由校并没有这样做，相反，皇帝动用起钱来，还有点儿小心翼翼的，撤换个熊明遇还要勾通“汪文言案”，挪个盐科银与马价银还要推魏忠贤在前边儿顶着，明面上说是“奴婢替皇上打算”，以此力求名正言顺。

所以皇帝已经很不错了，能够克制权力到这个程度，到底不算是辜负了一批批翰林日讲官的谆谆教诲。

更重要的是，皇帝重修三大殿，说穿了也就是在宫里捣腾，可没有把这些土木营造的小嗜好带到紫禁城外头去。

当年汉高祖刘邦夺得天下后，将自己的生父刘太公尊为太上皇，不料，刘太公移居深宫后，却一直闷闷不乐。

原来刘太公虽已贵为太上皇，却还是想念从前在沛县时，和一群老朋友一起酤酒卖饼，斗鸡蹴踘的快活日子。

刘邦得知实情后，大手一挥，直接在长安旁边重新营造了一座新丰城，复原成沛县的样子，还把刘太公从前的老朋友全部接到了新丰城中陪伴刘太公，刘太公这才又高兴了起来。

以朱由校手中的权力而言，倘或他要想效仿汉高祖，在北京旁边专门开辟一座城池专供他营建督造，大兴土木，那基本上就是一句话的事儿。

可朱由校终究还是没有那么做。

故而丁绍轼也没真打算真靠“劝谏”就让皇帝下旨暂停三大殿工程，毕竟朱由校动用的这些资源搁在哪朝哪代都算不上“劳民伤财”的。

所以丁绍轼直接无视了魏忠贤陈述三大殿工程经费来源的部分，继续在“商税”上开刀，“厂臣如何筹建三大殿，臣并无异议，只是去年皇上早已准了重开商税，到了今年年初，崔呈秀借着厂臣改建肃宁，又给驳回去了……”

话音未落，但听得“啪”地一声，是魏忠贤一掌拍上了御案，“丁阁老这话奴婢就听不明白了，皇上去年就升了崔呈秀作工部右侍郎，遣他主修三大殿，于税收一事上，他本就是责无旁贷，如何又成了是借了奴婢的势了？”

崔呈秀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乃是人尽皆知的阉党“五虎”之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