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帝贵为一朝天子，不思为国为民，只贪图个人享受，国家之惑乱可见一斑。在灵帝统治的二十多年中（公元168年至公元189年），汉朝的官僚体制已经变得面目全非。自熹平七年（公元178年）以后，文武官员体制已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高官显位并不是凭借个人名望、孝顺廉洁、功勋才德获得，而是有钱者居之。

其实，卖官的根源要追溯到七十年以前。那时天下时常出现捉摸不定的灾难，习惯上需要免去三公的官职，当时一旦不能解释的事情，人们就会揣测：是国家出现了某些疏漏，所以上天降下惩罚。而皇帝作为天下之主，当然应该就上天的惩罚承担责任，而国不可一日无君，被逼无奈之下，只能将罪责移到三公的身上。因而三公的任职期限便难以预料。其职能和政治现实便在不知不觉之中被分开了，其权力受到极大的削弱，但是皇帝却并没有集权于身，所以这些被削弱的权力就在无形之中转移到其他政府机构了。最初，尚书台的权力得到加强，自窦武之后，这些权力便转移到宦官的身上去了。

汉灵帝之时，虽然国家衰微，但是外患则不是很多，少有的几次边境战事也在不知不觉之间被平定。因而国家消耗并不是很大。

过去汉朝也有过买官易爵的事情，但都是为了解决巨大的财政困难，而且都是在有限的规模和很低的官职上。但如今，汉灵帝公然承认，只是出于满足自己、太后以及几个宦官的贪欲，便大肆出卖国家的最高官职。公元178年，三公成为炙手可热的商品用于交换，如果是因为三公的权力被严重削弱而使得出售官职成为可能，那么最高决策层的贪污腐化则是卖官鬻爵的根源诱惑所在。

买卖官职之举是在大汉宫城之中一个叫西苑的地方组织进行的。三公之位价值一千万，九卿之位价值五百万，这些都是虚职，不能有效的搜刮民脂民膏，因而很多人宁愿去买一个郡守。当时汉朝有一百多个郡县，一个郡守职位，可以卖得两千万。曾经的举孝廉制度依然有效，只需缴纳五成的买官费就可以获取相应职位。崔烈曾在中平二年（公元185年）用仅仅五百万就获取了司徒之职，让皇帝懊悔不已，为了获取更多的钱财，公元187年，灵帝决定，出售关内侯以获取钱财。

皇帝卖官鬻爵，只为满足个人私欲，可见当时汉灵帝的昏庸到了何种程度。当然，除了搜刮钱财之外，卖官之举也有其更为深刻的原因，一则是从建宁二年（公元169年）开始到光和七年（公元184年）结束的两次党锢之祸。天下贤明的儒生都被害了个遍，因而造成职位上的严重空缺。二则是回避制度上的限制，当时一个官员是不允许在其所出生的郡县任职的，即使在其妻子出生的郡县也不被允许，导致官员空缺越来越大。最终，皇帝用来满足酒池肉林情趣之事的“鸿都门学”学生便成了皇帝选拔官员的直接来源。在这种风气的治理下，汉朝灭亡的日子就要来临了。

汉末的农民起义，黄巾起义

由张角领导的黄巾起义，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农民起义之一，他主要借助了两大宗教力量的影响，一是佛教，二是道教。

前文提到，佛教于汉明帝时期传入中国，主要得益于张骞通西域之后，丝绸之路的畅通，东西方文化得以在这条路上长久地交流。佛教便在此后不久，从西域传向东土大汉。东汉王朝第二任皇帝刘庄曾梦见一个金人。有学问的大臣就告诉他，金人是西域的一个被称为“佛”的神祇。刘庄随即派遣官员蔡愔及秦景等人去西域求佛，那时还没有人知道西域的佛是由天竺（印度）传入。蔡愔于公元65年出发，两年后返国，随同他来的有两位外国籍的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以及白马驮着的佛教经典。刘庄特地在首都洛阳东郊建造一座白马寺，招待这两位高僧并安置经典。佛教自此被统治者承认，成为东汉统治天下的另一重要工具。

不过事实上，白马到洛阳时，佛教在民间已经大大地流行，亲王刘英，即刘庄的弟弟就以信奉佛教而闻名，举国皆知其修身养性的佛家宗旨。

道教是传统的中国宗教，其具体的诞生或者出现日期，现在已经无证可考。只知道道教跟道家学派有密切关系。道家学派中有一部分人士转变为“阴阳家”，介乎学派与宗教之间。这种以炼丹炼金，求长生不死药的高级巫师，被称为“方士”，深受历代帝王的欢迎。以后方士中又有一部分转变为念咒画符的人物，道教遂在不知不觉中形成。汉顺帝时方士中一位大家张道陵集神秘之大成，在四川鹤鸣山修炼，山不在高，有仙则明，是说有了名士才让山成为名山。张道陵则是运用了名山让自己重新显示出神秘莫测、道法高深的模样，不时用符咒为人治病祈祷。说也奇怪，很多时候他的这些方法都能奏效，因而使得民间大众云集响应，赢粮而影从。逐渐形成一股势力，历史上称之为“太平道”。追随他的门徒，都要奉献五斗米，所以也称“五斗米道”。张道陵死后，儿子张衡继承。张衡死后，儿子张鲁继承。张鲁时已到汉灵帝统治时期，各地混战不休，朝廷昏聩无能，大汉摇摇欲坠，政府欲要借助其拥有的群众力量，便委派他当汉中（陕西汉中）郡长（太守）。此时尚没有“道教”这一说，直到三百年后的五世纪时，名道士寇谦之出世，才确定“道教”名称。

汉朝对于羌人的战争从汉明帝时期到汉灵帝之时，一直没有断绝。虽然在公元169年被全部扑灭，但是也留下了巨大的祸患。没有被战争直接波及的中原地区，因军需万急，导致黎民百姓不堪忍受沉重的徭役负担。在苛捐杂税和官员贪暴以及地主剥削重重迫害之下，大量农民被迫开始逃亡甚至发生民变。逃亡和民变又引起因劳力缺乏而产生的水灾旱灾蝗灾。水灾蝗灾又引起农村破产。这一系列事件逐渐构成一个恶性循环，整个汉朝的根基岌岌可危。而此时的朝野上下，宦官跟士大夫正斗争得如火如荼，没有人关心那些在死亡中挣扎的农民。农民为了生存，遂逐渐集结在一个标志“黄巾”之下，希望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能够饥饿之时有饭可吃，寒冷之时有衣可穿，风雨交加之时有一栖身之地。眼看这么基本而质朴的愿望却在汉室昏聩的统治之中逐渐化为梦幻泡影，农民遂投身到轰轰烈烈的反汉起义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