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人类科学史被两个人投下的阴影所笼罩，巧合的是，他们都是英国人——一个是艾萨克·牛顿，一个是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他们死后葬在同一个地方，伦敦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

“达尔文把有利的个体差异和变异的保存，以及那些有害变异的毁灭，叫作‘自然选择’，或‘最适者生存’。无用也无害的变异则不受自然选择的作用，它或者成为彷徨的性状，有如我们在某些多形的物种里所看到的，或者终于成为固定的性状，这是由生物的本性和外界条件来决定。但他并没有解释‘个体差异和变异’的原因。

“现在我们知道，基因突变、基因重组和染色体变异是造成遗传多样性的原因。突变、重组、变异都是偶然的，因此自然选择留下适者的性状也是偶然的。经过漫长的演化，物种最终表现为我们观察到的种种性状，源于一系列不可复制的偶然。

“安第斯山玛鲁卡帕塔村的农夫遵从古老的智慧，在每块田都种了10种以上的土豆，这样即使某个品种有虫害，其他品种也能有收成。保有生物的多样性很重要。19世纪40年代爱尔兰种植同一品种的土豆‘卢姆伯’，当枯萎病袭来时，造成了惨绝人寰的大饥荒。幸好有另一种野生品种‘智利深红’，提供了抵抗枯萎病的基因。如果没有‘智利深红’，如果全世界的土豆只剩下‘卢姆伯’，后果将不堪设想。

“‘卢姆伯’的启示让人担忧，我常常想，学校秉承‘育人’的理念，试图把学生塑造为开朗、勇敢、正直、诚信、得体的标准件，会不会在另一个层面抹杀了‘遗传的多样性’？学校不同于追求效益的公司，我反对像剔除‘有害’基因一样剔除那些不那么开朗、不那么勇敢、不那么正直、不那么诚信、不那么得体的品性，而这些或多或少打上了负面烙印的‘苗子’，恰恰是‘人类’这个物种不可或缺的，他们很可能成为另一个‘智利深红’，在将来的某一天挽救我们的存在。

“感谢上帝，我们做不到这一点，人毕竟不是土豆，再强大的‘全员育人’也无法违背基因遗传，塑造出性状齐整划一的群体。不过人哪，还是要警惕，学校应当是一块自留地，自然状态下的土地，让所有品种的土豆都遵从本性生长，歪瓜裂枣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只接受一种土豆，只留下一种土豆，并且自以为在做一件正确的事。

“拒绝塑造，保有多样性，这是我们的权力，也是我们的义务。”

陈四平热泪盈眶，他就是那个“不那么开朗、不那么勇敢、不那么正直、不那么诚信、不那么得体”的个体，父亲在为他辩解，只是这样的辩解来得太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