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8年5月，不列颠、高卢联军抵达天津海面。米国公使、罗斯国公使也各自率着舰队，来到大沽口外，阴谋“调停”。

咸丰帝派直隶总督谭廷襄为钦差大臣，前往大沽主持防务。他希望谭廷襄能够阻住英法联军。万一他失利，还能倚靠罗斯国、米国公使“调停”。

从内心深处，咸丰是不想与英法联军开仗的。国家内患外平，长毛至今猖獗，实在不宜与英法再开战端。因此，他向谭廷襄下达“不先开炮”的旨意，并不主动向敌军寻衅。

但不列颠人、高卢人实在是欺人太甚，京师群情激愤，咸丰自己也难以咽下这口恶气。况且，米国公使、罗斯国公使已经明确表示要“调停”，晾他不列颠人、高卢人也不敢太过嚣张。

而且，大沽口泥沙淤积，英法联军的大型军舰不能驶入大沽口。

谭廷襄握有“不先开炮”的谕旨，又有一万兵马守卫炮台，却采取了消极防御的方针，并未积极备战。

出乎清军意料的是，联军趁着涨潮，冒险驶入大沽口，进攻大沽炮台。

谭廷襄有一万兵马，若能死守大沽炮台，趁着落潮困住英法战舰，或许能够把握先机，以岸炮击伤击沉敌舰。

但谭廷襄贪生怕死。敌舰开炮后，谭延襄看到敌人舰炮威力巨大，而清军炮台设施简陋，都是土木结构，岸炮也都是铸炮的老式旧炮。敌舰一炮击中炮台，整个炮台都被掀翻，清军将士死伤惨重。

谭廷襄见状，率先乘轿逃跑。总督一跑，清军士气大挫，毫无战心，各炮台一一失守。

5月26日，英法联军乘舰朔白河而上，进入天津城郊。统帅额尔金放出风声，说要进攻北京。

咸丰惊慌失措，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赶往天津议和。事后，双方达成《天津条约。不列颠国、高卢国取得派驻公使到京城、内地传教、赔款、长江通航等特权。

条约既成，举国哗然。

正在这时，民军在舟山奇袭英法联军获胜的消息传至北京。士林振奋，大家觉得民军可用，不少激进之士打出毁约再战的口号。

《天津条约又对税则做出了重大修改，一方面，大幅降低进口关税，方便洋货倾销内地。另一方面，又明确规定，聘用不列颠人帮办海关税务。

这极大地侵犯了华夏的利益，也侵犯了民军的利益。因为江海关管理三人委员会中，有两人是民军的人，因此已经能够控制江海关。

但凡洋货入华，江海关是最重要的入关通道。若降低关税，则江海关收入锐减，民军商品滞销。若聘用不列颠人帮办海关洋务，则将削弱民军在江海关的控制权。

《天津条约还未公布时，社会各界纷纷谣传条约内容。陈城明确在魔都发表声明，说江海关决不聘用不列颠人帮办洋务，亦不奉行条约中规定的进口关税。

除此之外，陈城公然上书咸丰，请求朝廷毁约再战。民军将效忠王室，率军加入战斗。

咸丰照例复旨，夸奖陈城忠心王事。但是，他又说条约已成，和局已定，不便自毁信誉，惹得洋人耻笑。

咸丰在自欺欺人。但洋人的贪婪、冷酷、好战，很快就暴露了出来，也打破了咸丰的幻想，逼迫咸丰不得不秘密下诏，请湘军、民军、陕军等国内武装勤王。

罗斯国公使普提雅廷自认“调停”有功，一再逼迫清廷签约。与不列颠、高卢、米国三国特别注重商业利益不同，罗斯国尤其嗜好吞并他国领土，扩大己国疆域。

普提雅廷软硬兼施，试图逼迫清廷承认《瑷珲条约。这《瑷珲条约是罗斯国东西伯利亚总督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穆拉维约夫和满清黑龙江将军奕山于1858年5月28日在瑷珲签定的不平等条约。

该条约强迫满清将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约60万平方千米的领土割让给罗斯国。除此之外，该条约还将乌苏里江以东划为罗斯国的势力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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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夏历史传统中，丢城失地是大罪。不惟大臣，皇帝也是如此。咸丰对放弃海关关权的问题严重性认识不足，却对罗斯国侵夺领土的做法甚是愤怒。

大臣丢城失地是死罪，皇帝丢城失地也将被后人唾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