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我们宿舍老三差一点就肄业了。

女：为什么？

男：不学习，每年都考5分涉险过关，今年考了4分，还好有补考机会，通过了

女：哈哈，猜得到，老三的性格就是什么也不在乎。

男：也不是，去年多亏他给咱家寄的粮票，咱爹娘才没有饿死

女：对，老三太善良了。

——1962年7月

经历了那场闹剧，曾经有那么一个阶段黄绍伊每天自信满满，以为他从此镇住了我这个“混世魔王”。还曾经尝试过重新送我去幼儿园，可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

其实小孩子是最聪明的，撒泼打滚不管用，我很快就改变了招数。每天乖乖吃饭、乖乖睡觉，把自己装成文静娴雅的小淑女。可是，一到要上幼儿园了就会用各种迂回战术与黄绍伊和秀荣对抗——

第一天：“奶奶，我实在太困了……”然后一头睡死过去，眼睛誓死不睁。秀荣无奈地找来黄绍伊，黄绍伊也只能叹口气说：哎，算了，你永远也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第二天：故伎重演

第三天当然就得换换招数了。

我开始装傻：“唉，爷爷，你昨天好像说，明天上幼儿园。”

黄绍伊：对啊，你也答应了，明天上幼儿园

我：对啊，可是我觉得，今天，不是明天吧？

……

如此种种，让我成功地混到了1989年6月，又成功地从幼儿园肄业了。

记得去幼儿园抱被子那天，我扯着秀荣的衣角，兴高采烈。甄多余告诉我：黄凉凉，你再也吃不到幼儿园的肉卷和带鱼罐头了，可好吃呢。

我一蹦一窜地说：我才不稀罕呢。什么也不能打败自由！

这句话，把秀荣、王美兰、甄多余全都听傻了。他们当时肯定以为，我只是不知从哪听来这么一句话，随口用上了。可在接下来的20多年里他们总算知道了那天我所言不虚，因为我做过的很多事情，对的、错的、冒险的……都是为了自由。

从幼儿园回来，我彻底自由了。每天早晨6点半准时起床，叫上甄多余在院儿里院儿外肆无忌惮地玩耍。黄绍伊对我的那段日子做了总结：早6点半起，晚9点半倒；准时准点儿、废寝忘食、风雨无阻……

甄多余就更不着家了。由于王美兰要上班，所以甄多余的中饭和晚饭基本都在我家解决，我俩的作息时间保持了高度的一致，他在我家也是相当适应，肉卷能吃仨、米饭从来都要回碗儿、成年人手掌大的馒头抹上麻酱、粘上白糖他能瞬间干掉大半拉……

这还不算，甄多余还经常带着我挨家挨户去“要饭”，这段经历绝对是我和甄多余童年里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是筒子楼里绝无仅有的特色“项目”，不过话说回来，凡是住过筒子楼的孩子，哪个没“要过饭”呢？

终日里疯玩儿疯跑，爬腻了干校的靶山、看够了导弹旅的大炮，剩下的除了在本院儿的菜地里各种野，就是在筒子楼里瞎转悠，尤其到了傍晚，秀荣和黄绍伊对我们下了“禁闭令”，不允许我们再去院子外面玩儿了，我们的多数时间都是在楼里打发的，我俩也因此收获了很多“战利品”。

二楼是刘晓宇和李婷家，这两个家伙比较怪异，晚上不出门，白天还要上兴趣班，所以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见面的机会并不多；三楼的方敏家我们常去，每次去她妈妈都会给我们各种好吃的，玩儿上个半小时、40分钟我们也就撤了；四楼五楼多数都是老人，每次去都对我们稀罕的不得了，也是我俩收获战利品最多的地方，但老人家毕竟不宜久留，我俩一般都是拿了东西就闪人。

通常情况下，我俩这一圈下来花不了多长时间，吃干喝净后就又跑着去别处玩儿了，不至于撑到自己。可如果要是赶上下雨刮风这种恶劣天气，我俩蜷缩在筒子楼里不能出门，那吃出个积食来那也是常有的事儿。

8月刚好是玉米成熟的季节，也是北方的雨季。印象中有那么一天，雨下得像筛豆子一样，生生把我家挂在外面的天线大锅给砸下来了。那天我和甄多余坐在筒子楼门口的台阶上赏了一会儿雨就再也坐不住了，幼小的心中竟不约而同地萌生出一缕忧愁。

何以解忧？唯有挨家挨户串门儿去了。

刚上二楼，还没等我俩敲门，就看到刘晓宇从纱门里巴着头往外看，我能感受到他对于门外世界的渴望。我和甄多余冲着他做鬼脸儿，他也扒着眼皮看我们，可没一会儿就被他妈妈发现了。

“晓宇，干嘛呢？还没拉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