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今年五一，我们宿舍有大事发生

女：什么？

男：老三要相亲，哈哈

女：谁给介绍的？

男：我

女：你还当起了媒婆了

男：我介绍给他的，就是那个成天跟我去树林读俄语的女学生！

——1961年4月

没有了李保柱的日子，甄多余成了我唯一的玩儿伴。虽然跟班里不少同学都能耍上一会，但我从小就是这样，能在心里认定的人不多，甄多余就是其中一个。

甄多余跟我不一样，班里男生女生都喜欢跟他闹，可他从来不急眼，还很会调节气氛、淡化矛盾。用黄绍伊的话说，这小子是个做外交官的材料。我并不这么觉得，我始终认为甄多余温和有余、锐气不足，温吞吞的，跟黄伏清有点儿像，不过也正是因此我把他当成我在幼儿园最坚强的依靠，因为他从来不会生气，而且随叫随到。

可是，就在接近1989年元旦的一天，我突然找不到我的依靠了。

那天之前，我俩还约好一起坐黄绍伊的大红旗去幼儿园，他给我带糖瓜吃，我给他带果冻。可是他就这样毫无征兆的食言了，我很不高兴，在去幼儿园的路上撅着嘴问黄伏清：“爸爸，为什么600今天不上幼儿园？”

黄伏清笑得像朵花似的，让人摸不着头脑：

“甄多余家，今天有大事儿，当然不能来幼儿园了”

“大事儿，跟孩子有关系？”

“这个，没什么关系，又有点关系，你别问了，大人的事儿”

……

我觉得，我们小时候的爸爸妈妈们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大人的事儿，你别管”。其实作为孩子，谁也不想管大人的事儿，他们只是想知道跟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一些内容罢了。可大人们显然没有读懂孩子的心，一句大人的事，就把孩子的好奇心给抹杀了。

在幼儿园的一整天，我都在猜测甄多余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究竟是多大的事儿能扯上一个4岁的孩子呢？

后来我知道，这事儿确实挺大，对于甄多才、甄多余和他妈妈王美兰而言，这事儿足以影响他们娘仨今后几十年的生活。而且，这事儿的始作俑者，还是黄伏清。

不过这事儿来的其实有些不是时候，我也不知道黄伏清究竟是怎么考虑的，会在老甄即将出狱的时候为王美兰张罗这件事儿……

王美兰家的大事儿，跟一个男人有关。

这男人比王美兰大那么2、3岁，还是气象局里除黄绍伊外唯一一个名牌大学高材生，毕业于西北大学，虽然个头不高，但是面貌也算周正，可不知为什么就是一直没有结婚，连恋爱都没有谈过。据说，他也曾经喜欢过一个女孩，但还没等他表白，那女孩就嫁给了别人，从那一刻起他就决定为爱守孝，守来守去，把自己守成了光棍儿。

这个光棍儿，是黄伏清给王美兰介绍的对象。我想那天老甄在号子里肯定一直狂打喷嚏，如果他知道了这事儿，肯定会暗自诅咒黄伏清，为了800块钱把他媳妇都给卖了……

不过黄伏清这样做也有自己的道理。因为以他当时的社会阅历和生活经验来看，这夫妻二人中有一人若有牢狱之灾，另一人一般会在刚开始立下各种誓言，说要等对方3年、5年甚至一辈子……

但是，一旦那个人从大狱出来，另一方就会火速提出离婚，并不是因为等不了，而是两人早已不在一个世界了……

恩爱夫妻尚且如此，像老甄和王美兰这样早已貌合神离的，在黄伏清这套理论中那是一定会离婚的。与其到时候抓瞎，不如先找一个人垫背。

我至今也不完全认同黄伏清的这套理论，但是长大后隐约觉得如果王美兰当初跟了那个大学生，没准会过的更幸福。

那天早晨9点多，刚开完晨会，“光棍儿”就跟黄绍伊请假说是要相亲，黄绍伊一听，“好啊！”，二话没说就准了假，心想着这个局里的老大难终于离成家立业更进一步了。

可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个“老大难”是去跟王美兰相亲，介绍人居然还是自己不着调的儿子——黄伏清。

“老大难”大名很文雅，叫秦沛泽，可没几个人这样叫他，因为他的外号更加朗朗上口，叫“土豆”，取其性格中憨、面的成分，再加上个子矮，所有人都觉得这个外号简直就是为秦沛泽量身打造的，于是就这样叫开了。

秦沛泽生性温和腼腆，倒也没觉得这个外号有何不妥，既然大家高兴，就让他们叫吧。

那天，土豆没有去王美兰家，而是把王美兰请到了他的单身宿舍，理由是：不能离岗时间太久，随时等待领导召唤。

单身宿舍就在办公楼的5层，凡是局里单身的员工每人都能在此分得一个5、6平米的单间，配有单人床、脸盆和简单的桌椅板凳，没有厨房和卫生间。

那天是王美兰打自己的父亲去世后，第一次进办公楼，她拉着甄多余，在从一楼通往5楼的路上，先后碰到了黄绍伊、刘晓宇的爸爸和方敏的爷爷，每个人都对她的到来大吃一惊，她当然不能说自己是去找土豆相亲的，只好随口编个理由把人搪塞过去。可以说，那一路王美兰走得很尴尬……

到了5楼楼梯口，土豆已经在那候了多时，他穿一件藏青色呢子中山装，戴着玳瑁眼镜，斯斯文文的。

“你好，是美兰吧？”

土豆一字一顿，努力想把口音往普通话标准上靠，但还是能听出浓郁的老陕味儿来。

王美兰也有点儿不好意思，只“哎”了一声就把目光转移到了别处，倒是甄多余不怕生，冲土豆嘿嘿笑着。

“叔叔好！”

“哎，孩子，来，到叔叔屋里坐会”

“好！”

甄多余一步一窜地跟着土豆往宿舍走，王美兰跟在后面，我想甄多余那天留在家里陪王美兰确实是必要的，否则她只身一人到土豆家，那不知道会有多尴尬。

土豆的屋子收拾得倒是很利索，一点也不像他人那样哩哩啦啦。床靠在左墙上，巨大的书柜靠着右墙，脸盆架被摆在进门的位置，毛巾香皂码放的整整齐齐。

屋里的一切都是单身男性的标配，但是他屋里还有一样东西特别吸引人，就是在正对门的写字台上蹲着的一台日本进口双卡录音机。在1988年的北方内陆城市，它的地位跟电视机不相上下。

甄多余进屋后就奔着录音机去了，一边摸一边问：“叔叔，这是个啥？”

土豆边呼美兰坐下边答道：“哦，录音机，怎么，想听听吗？”

甄多余使劲点头。

“你等着啊”

土豆翻箱倒柜地找磁带，可是半天也没有找到合适的，王美兰一个劲儿冲甄多余使眼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