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这样的态度一摆出来之后，事情就变得突然明朗了起来。

安藤昌益所主张的思想，在很多地方都有环球集团有不谋而合的地方。比如说：他主张劳动者至上，认为从事“直耕”的农民，才是养育天下人的父母，而封建统治阶级则是“不耕贪食”者。振宇环球集团推崇工人地位，主张丰富技能的教育宗旨，提倡勤劳刻苦的生活作风，都有不谋而合的地方。

其次，安藤昌益在他的著作当中否定封建等级，认为它是“圣贤”者杜撰的“妄作”;主张人类平等、男女平等，并提出了以“自然世”来取代阶级社会的想法。这其中，人类平等，男女平等等一系列关键也是环球集团在报纸上不断强调的社会理念。封建等级一类的东西，更是海宁所一直反对的。而且，海宁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包括但不限于采取集团股份置换社会管理权限等一系列方式在内的措施，削弱包括吐司在内的上层社会架构的权利，去实践这方面的那些理念。在某种程度上，海宁甚至比这个安藤昌益迈出了更大的步伐。

当然，海宁不是在所有事情上都如此激进的走在了对方的前面。安藤昌益在他的著作当中，还有很多现实当中无法直接实现的言论，虽然其中有一些也在海宁的计划当中，但海宁并不认为在短时间内可以营造出那样的机会，因此这样的观点，对他来说也是不得不批评的，因为在一定程度上，这些观点暴露了他的目的，所以他必须在公开场合来澄清自己。这些观点主要有：否定天皇藩主的存在意义，否定佛教、儒学、神道，提出含有朴素的唯物主义的“自然无始无终”及“互性妙行”等思想概念。这些观点都牵扯到一些主观理念的客观延伸存在，这种东西对付起来是最为困难的。虽然这些思想反映了日本农民阶级反封建的要求和愿望，但失之空想，并有否定一切的倾向，所以海宁也不能轻易的照搬照用，只好在刊印这些著作的时候，通过序言和跋文的方式，对于这些想法提出了婉转的批评。

幕府将军和日本朝廷很快得知了海宁的这一思路。他们对海宁坚持“正义”的态度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并且试图再次邀请海宁前来进行会面，以增进双方的友谊和互信。

但海宁很快谢绝了对方的邀请，转弯邀请那位安藤昌益前去拜访他。这自然是给幕府将军和日本朝廷狠狠的打了一记耳光，但是，海宁对于这些学问人的尊重和喜爱，仍然在日本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和关注。

一位叫做青木昆阳的学者，就很希望能够跟随安藤昌益前去拜访海宁。这位青木昆阳曾经主张用当时还不为日本人所熟悉的番薯作为应对饥荒的粮食储备来源，他也因此而受到了大冈忠相的重用。

说到大冈忠相，就不得不提一下重用他的第八代征夷大将军，德川吉宗。

德川吉宗是德川御三家中纪伊藩和歌山县藩主德川光贞第四子这个御三家，并不是德川将军家的主脉，而是在战国时代结束之后就已经“分封”出去的德川支脉。这意味着出生在这种家庭当中的德川吉宗，原本是没有资格继承将军之位的。德川吉宗生母被称为纹之方。他的幼名则是源六，十岁改名新之助。后来因为他也不是家中的长子，无法继承藩主之位，所以被任命为越前国福井县丹生3万石藩主，期间曾主持过藩政改革，积累了不少财政经验，而且广受好评。说来也是凑巧，他的三位长兄在随后不久接连去世，原本已经被决定分家出去单过的他侥幸的回归本家纪伊藩继承藩主。1716年，七代将军德川家继早夭，将军家因此也绝了嗣，德川吉宗在六代将军德川家宣正室天英院等的支持下继任征夷大将军。以后，借鉴先前在大小两藩的藩政经验，开始实行“享保改革”。在位期间恢复了纲吉时代停止的鹰狩，奖励武艺与俭约风尚，开发新田，允许输入与天主教有关的外国书籍。不过，德川吉宗虽然主导着政治、行政、财政改革，但他本人却并非有教养之人。他为实行系统的法治而开始整顿，目标是普及教化来控制民心。他热衷于节俭和米价对策，而被冠以“野暮将军”、“米将军”的绰号。此处的野暮将军，是日语当中土里土气的意思，换而言之，监护的百姓因为不适应他的作风，干脆把他骂成了土帽将军。这一切与其说是得益于吉宗的才智，倒不如说是缘于他的政治意图。德川吉宗企图缓解日积月累的内部矛盾和民间社会越来越复杂的对立情绪，从而使社会呈现他想要得到的局面。可这样的想法，难免让他的措施都变得急功近利起来。

这方面的第一个具体体现，是德川吉宗在江户城评定所旁设置的投诉箱，这看上去像是收集来自民间的直接投诉，解决百姓关心的疾苦，但实际上却是未来防止舍文因为投诉无门，而直接将材料丢弃在路上供行人观看阅读行为的日益泛滥，继而影响他的光辉形象，引起不必要的人心浮动等不良现象的出现。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即便他的心思有不够光明正大的地方，但屠苏香还是吸引了许多人的目光，而它本身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至少德川吉宗让人在告示板上清楚列举了应该直接投诉的三个条件：有关政治的建议，揭发官员的为非作歹，对于诉讼判决的拖延，还是很明确的让普通百姓感到了盼头。与之配套的，幕府还出版了清朝的教谕书六谕衍义大意，所谓“六谕”是“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和毋作非为”。当时，罔顾这些教诲的现象不断增加，因此这位将军才让人出版了这样的内容。

然而这样的内容能够解决的问题终究只是一小部分而已，为了能够达到更加全面的控制人心的目的，这位将军最终决定采用更加广泛的法治措施。因此他费尽心机的搜罗了一大堆各式各样的经典判例，并且精心设计出了各种各样的运行规则，汇集成了一本公事方御定书。

公事方御定书是第一部幕府编纂的诉讼判例集，也称御定书百条。御定书百条并非制定出了新法律，但大多反映了具有改革意愿的享保年间的法令。其中，包含促进判决、限制流放刑罚、缓和酷刑、限制连坐及拷问、制定诉讼时效等，可见司法领域也在迈向文治。还有许多关于田地的永久买卖、土地抵押、信贷等的规定。社会上的金融、信用交易变得日益频繁而复杂，获得抵押土地的人增多，变成地主的人在不断增加，由此推动了土地兼并与农田状况的变化。正如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面一样，这些都是回应民间社会活力的政治表现。

公事方御定书最初是由江户“町奉行”集司法行政等权力于一身的高级官员大冈忠相负责编纂的。德川吉宗政权率先实行唯才是举政策。在原本的门阀制度下，大部分武士都只能郁郁不得志地度过一生。以“大冈政谈”而闻名的大冈忠相，虽然是具有悠久家世的高级旗本的第四个儿子，但也不能不被认为是受到唯才是举之类政策重点关照的人物，他从番士起步，顺利晋升为伊势山田的奉行，又被吉宗提拔为江户的町奉行。大冈忠相在促进司法公正化方面成果显著，为对应日益繁忙的江户工作，组建了消防团，按照“伊吕波歌”的顺序，分别命名为“伊消防队”“吕消防队”“波消防队”等。他还奖励用瓦片修葺屋顶，设置防火隔离地，在医疗方面还开设了“小石川养生所”。

另外，他还在关东各地展开垦荒、治水工程，还提拔了在地方上展露才华的田中休愚、蓑正高、川崎定孝等人来主管农政。另外，他还招来了国学家加藤枝直、提倡以番薯为救荒作物的兰学家青木昆阳、数学家野田文藏等各方面的有识之士，希望他们能在政治上发挥作用。

所谓的兰学家，是指从江户中期起，研究来自荷兰等欧洲国家的西方科技、学术的专家。青木昆阳也因为这段因缘际遇而在幕府乃至朝廷当中有了自己的一定地位。而从他的爱好当中就可以看得出来，对于明显比荷兰人更能带来知识文化的环球集团，他所可能产生的兴趣自然是更加浓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