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的夏天，玉莲和玉环分别考上了宁洲医科大学和宁洲师范大学。

而杨小武终于如愿考上了燕京大学系。

就在1980年寒假前三天，梁海涛突然接到邱明仁从宁洲打来的长途电话。

”你们今年寒假回来吗？“邱明仁的语气非常低沉。

”我们前几天正在商量这件事情，连续三个假期没回去了，这今年寒假准备回去。“

”你们回来吧！范丽她，她已经牺牲了。”

“啊！怎么会？不！”突如其来的噩耗，使得梁海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眼前出现第一次在宁洲长途汽车站见到她时表情犹豫的样子，想起她和大伙儿在一起时活泼可爱小精灵似的模样，还有她穿上军装时偷偷朝大家做鬼脸的调皮样儿

“海涛，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回宁洲再说吧！我想跟你们一起送她最后一程“

接到邱明仁电话的第二天傍晚，梁海涛一行六人登上了从燕京开往宁洲的火车。

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所有人都没心情了，刘娜和袁姗姗眼睛都哭红了，已经一天没进食了。

当他们走出宁洲火车站出口的时候，正看见邱明仁、洪建、玉莲姐妹俩站在出口处。

邱明仁右边的胳膊上带着黑纱，带着一副墨镜，他的情绪低落到了极点。

一路上，谁都没说一句话，空气就像凝固似的。

没想到，1978年的春节，竟然是范丽和她在宁洲的三位知青战友的最后一面

从下了火车一直到当天晚上，几个人一直在邱明仁家里。

只见客厅的一张厨子上，摆放着一个缠着黑纱的镜框，里边是一张放大后的范丽遗像。

那是从1978年春节四个知青战友在宁洲照相馆的一张合影中裁剪下来的。

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所有人都忍不住哭了。

尤其是刘娜，她紧紧抱着镜框：“不！不！范丽，范丽，你，你不能撇下我！”

梁海涛不停地安慰她，潘毅、张岩和袁姗姗也在一旁劝她。

在场的除了谭小红不认识范丽，所有人都知道，74届坪乡知青农场插队的女知青中，范丽和刘娜是最好的朋友

吃完晚饭后，邱明仁把这一年多来所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大家：

开学之后，无论学业多么紧张，我和范丽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

当年暑假，我专门去了云南跟她见面，我们在一起愉快相处了一个月时间。

从云南回来后，我们每个月依然保持着给对方写信。

可是到了1978年11月份，联系突然中断了，所有寄出去的信件都没有回音。

1979年春节期间，范丽没有回家。

春节期间我上她家去，她妈妈告诉我：“家里几个月没收到她的来信了，听说部队有任务”

我继续坚持着给她写信。可是到了1979年的暑假开学之前，我和她家依然没有她的一丝消息。

去年国庆节后的一天早晨，我突然收到一封盖着部队印戳的信件。

直到打开信封的时候，我才知道范丽出事了，因为信封里有一枚我在云南送给她的山茶花图样的胸针。

我用颤抖的手打开那封信，信里是这样写的：

明仁你好！

我是范丽的战友，就让我这么称呼你吧！

1978年11月底，我们所在部队进入了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战前行动准备，在此之前，中断了与外部的所有联系。

12月份，我们所在的部队随华夏军队九个军、二十二万多人云集进入了广西、云南中越边境。1979年2月17日晨，集结在中越边境上的华夏军队，以十二个师的兵力，在国境线全线上对越南六个省十一个县开始进攻，拉开了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帷幕。

我们所在的医疗队随西路的三个步兵师，于二十日占领越南黄连山省省会老街市。

3月5日，我们所在部队奉命撤回国内。

但是，野战医疗队在随某部的行动中，由于路途中遇到无法预测的原因，晚了近三个小时才到达预定集结地点。

而正是这短短的三个小时的差错，该部及野战医疗队被恼羞成怒尾追不舍的越军某主力师包围在黄连山北麓一个被当地人称为“黑雾谷”的山谷里。

那天清晨，雾很大很大，如同厚厚的帷帐罩住了黄连山麓。

医疗队的所有同志都从车上下来，在路边竹林里休息。

虽然从昨天夜里两点开始撤退，走了半宿还没有走出黄连山。

不过，令我们欣慰的是，再有半天时间就可走出黄连山了。

只要走出黄连山就到了边境，就可以回到离别了三个多月的祖国了！

这个时候，我们都异常兴奋。

黄连山区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终日云雾缭绕，有时一个多月都是雾遮天。

突然，雾中传来了一阵激烈而沉闷的枪声。

“越军追上来了！”一位参谋跑过来，通知医疗所立即按原定路线撤退。

可没等医疗队的车子发动起来，前方和两旁已经响起了激烈的枪声和越南兵的狂叫，我们被包围了。

浴血抵抗了两天后，伤亡惨重。

最后，我们医疗队的所有女兵成了越军的俘虏，被押往河内北郊的一个监狱。

5月19日至6月22日，中越双方商定释放双方的全部被俘人员，中方依约交返越南俘虏人员一千六百三十人，背信弃义的越方却只释放中国被俘官兵二百三十八人，而把其他中方被俘官兵偷偷转移，这其中就包括我们医疗队的全体女兵。

6月23日，被俘女兵全部被转移到越老边境地区的奠边府监狱。这座监狱虽然设施老旧，但是越南最大的战俘营。

医疗队的女兵则是这座监狱首批女战俘，我们被关在监狱中一座独立小楼内。

女兵们感到危机正一天天向每个人扑来。

护士长一边安慰大家，一边商量说：“咱们无法与外界取得联系，只能自己想办法逃出去。”

也许是上天有眼，第三天，一位女兵无意中发现房间的地面有一条小裂缝。

她赶紧喊来护士长，扒开一看，原来下面是一块一米见方的水泥板，四周留着缝隙。

大伙儿一起翻起水泥板，下方出现一个黑黝黝的洞。

这洞是干什么用的？是否通向外面？我们不得而知！

但求生的欲望迫使我们无论如何必须挺而走险！

我们决定当天晚上一起进洞。“无论它通向哪儿，就是通向死亡，我们也要走这条路！”大家的决心已定！

护士长告诉大家：“今晚如果能逃出去，为了缩小目标，大家分散跑，但一定要记住，一直向北跑，就一定能回到祖国。”

深夜，一行七个人开始了生命史上最为惊心动魄的大逃亡

幸运的是，这个鬼不知神不觉的地洞，竟然通向奠边府监狱西北部的洪沽附近原来一座法国人修的后备机场。

逃出地洞，我们钻进了一片竹林。

战前突击学了一点军事地形学的范丽根据北斗星和山坡走向的情况，向战友们指出了向北的方位，护士长带了四个女兵一组，范丽带着我和另外一个女兵为一组，分头向北方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