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经验这个东西也是慢慢培养出来的。

唯一能做的就是总结分析，找到具体问题，再来具体对待。

除了永新县，张牧这一次的扩张也是很大。

一口气，从原来的五个县，扩充到了十五个县，直接接受张牧土改的农民高达二十五万人。

当然，张牧也是收税的。

用的就是摊丁入亩配合的是累进税率。

整体下来，是一亩地收成的百分之十五，而大清的人头税林林总总算起来，是百分之二十，比起张牧高出了百分之五。

但是，实际情况，却不是这么算的。

实际，中间的官员也是难免中饱私囊。

对下征收重税，对却少报人口，中间截留下来的全都是自己的。

一些地区的税收可以高达百分之六七十的样子。

而张牧则是一律要求百分之十五，一旦超出了，可以报农社，然后农社报大同社，自然，大同社会处理地方干部。

这也是张牧的手段，要让百姓来监督大同社。

大清的税制度等其他一切制度，几乎都是继承明朝的。在赋税也采用了“一条鞭法”，赋税征收方式、征收额度都是参照而来。

不过，因为康熙一直都在打仗，所以，又在“一条鞭”所收赋税之外，额外继续征发劳役。

直白的说，清朝的老百姓负担，又在明朝的基础重复征收了一次劳役。

而且，这个税收，在康熙晚年还是出现了问题。

第一，人口增长过快，但主要的土地都逐渐集中在大地主和官僚手中。农民人口增长，但手中却没有土地，农民承担繁重的人头税，而因为没有土地，不能生产，所以无力负担。导致流民增加，直接威胁社会稳定。

第二，连年的战争，朝廷不得不更多的征收粮食，面对朝廷的赋税压力，大量的农民开始逃荒、逃税，官僚阶级为了完成赋税任务，不断巧立名目，将这部分的丁赋转嫁到其他农民头，又造成恶性循环。

第三，康熙晚年，以“宽仁”治天下，地方官员为了中饱私囊，对下征收重税，对却少报人口，吏治腐败，朝廷收入锐减。

这三条，基本就是大明晚期这些官员常干的事儿，一样不落的全都用在了康熙身。

要是再来一个小冰河时期，基本就是完美了。

康熙末年，土地兼并现象就已经非常严重了，征发劳役有找不到人，改为征收丁银又让失地农民负担太重，引发严重的社会矛盾，影响政府财政收入。

一直到了雍正继位，才开始大刀阔斧的执行改革，决定推行“摊丁入亩”。也就是，免除“人头税”，将“人头税”加到“田赋”之中。

人口虽然变动很大，但土地是不变的，最最主要的是，他废黜了特权阶级，要知道土地都集中在官僚和有功名的读书人身，他们是享受免税的，而雍正就是对他们开刀，士绅一体纳粮当差，管你什么身份，有地你就得给我交税，官员和士绅阶层就得交税，他们承担赋税的能力，而那些穷苦百姓手中没有土地，则不需要他们再承担人头税。

这摊丁入亩改革的本质，是把农民阶级的人头税强加到地主的土地去，因此触犯了官僚和士大夫的利益，各地官员均不愿意执行此项改革。

当然，这也是铁血硬汉子雍正，靠着严手段，迫使各地执行。

国库存银硬是从800万两增加到6000万两。

张牧搞的就是摊丁入亩。

管你什么身份，有地就要给我交税。

他不可能学李自成不纳粮，税收总是要的。

但是，怎么收，怎么方式自己手下的干部中饱私囊，这些都是要花费心思的。

不光是农民的，从前的地主的，士绅阶层，免税的，也要老老实实给我交税。

这摊丁入亩雍正可以搞，他张牧也是可以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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