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说客显然是有备而来，知道湖南的困难和心思。他们提出的好处极具说服力，特别是可以在鄂南驻军两个师，其军饷全由湖北方面提供，湘军方面还可以掌握汉阳兵工厂，使军火得到可靠的供应。这个诱惑力实在是太大了。

湖北本来就对湖南人有吸引力，所谓的大湖南主义就是包括两湖。湖南有一句俗话说：“麻雀子飞不过洞庭湖”，若有机会实现大湖南主义，湖南人何乐而不为。加上湖南内部问题太多，扩军后军人也需要向外发展才能使湖南本身相安无事，因此湘省军人大为所动，均主张“援鄂”。首告奋勇的，是第二师师长鲁涤平。

北洋时代，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所谓“援”什么地方，就是出兵那里，就是去打仗。

但是，赵恒惕对于“援鄂”还是持审慎的态度，他有三个顾虑：一怕引起吴佩孚的武装干涉二出兵援鄂与自治精神背道而驰三湖南这时已答应陈炯明的邀请，出兵桂林讨伐桂系，而湘西又有滇军假道的风潮，这两方面已经费去不少兵力，无力“三管齐下”了。

六月二十四日，长沙又到了一位四川客人，自称为考察湖南制宪而来，这位客人就是前任四川督军熊克武。

熊路过湖北时，曾受王占元的盛大款待，因此在长沙的湖北说客以为熊是来替王占元做说客的。其实熊既不为考察制宪而来，也不为王占元作说客，是来秘密接洽川湘两省共同出兵“援鄂”的问题。

因为四川也和湖南一样，内部有矛盾，需要向外发展。川湘共同出兵，成功的公算自然大得多，因此熊克武到长沙后，又为湖南“援鄂”的势头加大了筹码。

赵恒惕毕竟比别人多看几步，虽然也蠢蠢欲动，但还是有些犹豫。有人向赵提出三策：第一是将夏斗寅的鄂军团被湖南收容的鄂西民军石星川的残部，实力仅六七百人，改编为“湖北自治军”，暗中却令大量湘军改装加入，以充实这支部队。然后宣布“鄂军回鄂”，湖南则佯装中立，以避免予人侵犯湖北的口实第二是派人疏通吴佩孚，如果吴能中立，就可以大胆援鄂了第三是在湖南的国民党人保证，如果湘军出兵武汉，北伐军一定会改道江西而不通过湖南。

王占元于四月二十五日到了天津参加了曹银、张作霖、靳云鹏和王占元的四巨头会议。在这次会议中，王占元虽然只是陪客，无足轻重，但能跻身北洋巨头之林，是多大的荣耀？这时候的王占元可谓自得意满。

他从北方回武汉时，路过郑州，郑州车站上有吴佩孚第三师的学兵队在车站列队恭迎他。他目睹这些小伙子个个精神饱满，在倾盆大雨中队形整齐，大为触动。

想到回到湖北后，要下决心裁汰老弱，在强军上大干一番。

但是，他这个强军梦还没醒，六月四日，他回鄂的第二天，宜昌便发生了大规模的兵变。变兵大烧大杀大抢，还祸及了外国人的商店，惹起了外交纠纷。

六月八日，英、美、法三国公使向北京政.府提出了最严厉的质问，随后又提出赔偿侨民损失和劝告中国裁兵的觉书。

意大利公使竟提出组织各国联军开往各通商口岸保护外侨的建议。宜昌各国侨民公然提出在宜昌开辟租界，宜昌周围三十里不得驻兵的条件。

尤其让王占元不安的是，川军旅长胡济舟竟建议派兵进驻宜昌，划宜昌为四川的辖市，以避免国际共管。

六月七日，武昌又发生兵变，和宜昌一样大烧、大抢、大掠、大杀，武昌官钱局和造币厂在被抢以后又被放火焚烧。

武昌为督军驻节的所在地，而变兵又是王占元的直辖军队，使得王占元更加无地自容。

第二天他下了一道命令，变兵第二师第七团全团官兵一千八百三十二人准其退伍，欠饷一次发清，每人另给解散费二十元，劫来赃物准其携带，由火车免费遣送其回乡。

八日晚间，变兵们兴高彩烈地上了火车。车子开到孝感站，突然枪声四起，预先埋伏在车站周围的湖北第四混成旅兵士一拥而出，开枪射击。除了在黑暗中逃脱了数十人，其余的都被歼灭。

王占元用这样恶劣的手段处理变兵事件，收回发给变兵的欠饷和解散费。虽然追回了赃物，但这个手段太过卑鄙下作，为有良知的人所不齿，使湖北的人心和军心更加不稳。就连一贯迎合王的武昌宜昌两地商会，也都通电痛斥王的惨忍毒辣。

王乘马巡视武昌灾区时，看见督署发出的布告上自己的名字被人挖掉，知道自己在湖北已经是多么不得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