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是这样吗？当然不是，五胡乱华、五代十国、宋元明清，这些时候中华民族的主体汉族都是被压着打的。隋唐还是因为从少数民族政权的内部篡党夺权才建立起来的。期间汉族被杀戮、被奴役，死了成千万的人，差点就被灭族了。还有一个所谓的叫兽说清朝对汉族的大屠杀是民族融合的必要手段，没见过这种认贼作父的家伙。

如果不去正视这段历史，总说我们文化优越，把异族同化了，那为什么没有把西方列强同化？文化优越为什么一次次地陷入灾难之中，循环往复，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的传统文化里有着致命的缺陷。

唐志在黑板上挂一张大唐的地形图，开始讲沿革地理，从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说起，“我们都说自己是炎黄子孙，黄帝为我们汉民族的始祖，那么黄帝这个部落最早发源地在哪里呢？书上有一个名词叫‘东夷西羌’，东夷是在东部沿海一带，也是蚩尤部落，具体位置可能在齐鲁大地的丘陵地带；西羌则包含太行山以西、阴山以南的广大地区。”

唐志在地图上画出大概的位置，“黄帝部落是西羌的一支，那么有一个问题，黄帝部落的发源地在哪里呢？有人说是黄土高坡，有人说是蒙古高原，其实最有可能和炎帝部落一样，发源在湟水河谷，或者曾经经过湟水之地。”唐志用的都是后世的名词，谁知道现在这些地方叫什么名字？再说大唐可能没有这个称谓，比如蒙古高原。

“在华夏民族的心目中，昆仑山是绝对的圣山。为什么一个位于西方边陲之地的山峰会成为中华民族的祖脉，被誉为万祖之山？答案只有一个，因为我们的祖先黄帝部落就发源于此，而湟水谷地就在昆仑山下。

《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书中的‘西海’指青海湖，‘流沙之滨’指青海湖湖西柴达木盆地沙漠，‘赤水’指黄河，‘黑水’指湟水。”

单从地理位置上来看，欧亚大陆的中心帕米尔高原无疑会显得更为重要，亚欧大陆腹地那些重要山脉，都是发源于这里，将其定位为“万山之祖”、地理中心也不为过，而震旦的昆仑上就发源于此。

所谓“帕米尔高原”，也被称之为“帕米尔山结”。这片高原就象是昆仑山脉、天山山脉、兴都库什山脉、喀喇昆仑山脉纠结在一起，而形成的一个结。之所以会这样，源自于四千万年前的一次剧烈地质运动。板块碰撞造就了这个山脉交汇的突起。这次碰撞也使得帕米尔高原的平均海拔，要比周边这几条山脉更高。

震旦的风水业内公认昆仑山是“万山之祖、龙脉之源。”是龙中的祖龙（根龙）。龙脉从昆仑开始发源延伸到世界各地。龙脉的布局结构和分级，类似一棵大树有根龙、干龙、支龙、叶龙。一般龙脉灵气聚集之地（开花结果）被认为是风水宝地（龙穴）。

风水中借龙的名称来代表山脉的走向、起伏、转折、变化。因为龙善变化，能大能小，能屈能伸，能隐能现，能飞能潜。山势就象龙一样变化多端，故以龙称呼。平地也有龙脉，其标志是地形和水流。对龙脉好坏的看法，是审定山脉的长远，辨别山脉的大小兴衰如何。山脉来得绵远者，发富亦绵远，山脉来得短促者，发富亦短促。风水龙脉大致反映了我国的山脉走向。

震旦境内有三条龙脉，以我国的四条大河来划分龙脉，称为三大干龙。长江以南的山脉成为南龙。长江与黄河之间的山脉称为中龙。黄河，鸭绿江之间的山脉称为北龙。

三大干龙的起点都是昆仑山，而昆仑山有世界屋脊的称号，又被风水师称为世界风水龙脉的祖山，也就是说世界上的风水龙脉都发源于昆仑山。在据古代风水著作《地理大全》中记载，风水祖师杨筠松曾论述，昆仑山，共生八条龙脉，有三条在中国，也就是三条干龙，还有五条分到了世界各地。其中的中龙，也就是昆仑山到秦岭再往东延伸，这是震旦南北分界线。无独有偶，长江黄河的发源地也在青藏高原。

在古代的神话体系中，昆仑是一个有着特殊地位的神话中心，类似于古希腊的奥林匹亚山，属于众神居住的场所，很多古代的神话，如女娲炼石补天、精卫填海、白娘子盗仙草、嫦娥奔月、夸父逐日、西王母与三青鸟等故事，都起源于昆仑山。如果昆仑山不是祖先的发源地，汉族也不会对此念念不忘。

西王母也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是3000年前生活在青海的羌人的女首领，当时还是处在母系氏族社会。但随着历史的发展，西王母从部落首领逐渐演变成了神。《大荒西经》云：“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这表明，远古的西王母是一个以虎豹为图腾的部族首领，手持象征权力的王杖，为了御寒和防止山洪、沙尘暴的侵袭，在当时的条件下，他们只能栖身于石室之中。

关于西王母石室，在《山海经·大荒西经》、《汉书》、《后汉书》以及《论衡》等多部古代著作中都有记载，按照这些著作记载的方位推断，西王母石室位于湟源县日月山附近。而在湟源县日月山下的宗家沟及华石山发现了数量众多、适合人类居住的石洞群。据统计，在约5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有300余个大小不等的天然岩洞。其中宗家沟的石洞最密集，达100多个。这些岩洞有的崎岖婉转、深不可测，有的高大宽敞宛如殿堂。

“黄帝部落从河湟谷地走出，往东来到更为广阔、更适合耕种的渭河平原。再向东发展，就到了汾河平原和河洛地区，炎帝部落早已在这里生活，其实炎帝部落也是从渭河平原迁徙到这里的。为了争夺的生存之地，两个部落发生了‘阪泉（今山西解城）之战’。结果炎帝失败，退出中原，沿着汾河河谷一路向北，在‘逐鹿’（河北）和向西扩张的蚩尤部落发生冲突，结果是炎黄部落联手打败了蚩尤，中华民族完成了第一次大融合，形成了华夏民族的主体汉族。战败的蚩尤部落一部分被同化，一部分向南迁徙。”

接下来的课程唐志结合地缘给他们分析华夏民族繁衍生息，不断向周边扩展生存空间，同时同化、消灭原来的土著，这个过程当然是充斥着刀光剑影。最可怜的是蚩尤九黎，在向南部迁徙的过程中，他们不断地被扩张的汉族逼迫往南赶，从南阳盆地到湖南，再到云贵高原，越走越南，越走越偏，最后到海南、老挝、越南这些穷山恶水之地，这就是一个特殊而顽强的民族——苗族。

20世纪初，袁大头执掌民国政府期间，废弃了孙颁布的国歌，启用《中华雄踞天地间》为民国国歌，词曰：“中华雄踞天地间，廓八埏，华胄从来昆仑巅，江湖浩荡山绵连，勋华捐让开尧天，亿万年。”其中，“华胄从来昆仑巅”一语源出晚清民国时关于中国人种起源的一桩公案。而这桩公案的始作俑者，便是法裔英国人拉克伯里，以及他所主张的“中国人种西来说”。

1894年，拉克伯里出版《中国上古文明的西方起源》一书。在书中，他讲述了一个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故事：“公元前2282年，两河流域的国王尼科黄特（Nakhunte）率领巴克族（Baktribes）从迦勒底亚出发，翻越昆仑山，历经艰险，来到了中国西北部的黄河上游。此后，巴克族四处征伐，传播文明，最终奠定了中国历史的基础。”

其中Nakhunte即黄帝之谓，巴克族则为“百姓”（BakSing）转音。在拉克伯里笔下，中华文明的始祖黄帝被说成来自古巴比伦，而中华民族也成了“外来户”。这便是曾在近代中国风行一时的“中国人种西来说”。

当时的著名学者章太炎公开支持这一说法。这个观点无异于数典忘祖，但是在当年，虽然章太炎遭到了一些人的排斥，依旧有很多跟他持有相同观点的人，如宋教仁、梁启超和刘师培等学者。

因为大英帝国对于大清帝国的考察让这些人对震旦人的映像极度恶劣，所以他们对于黄色人种极度蔑视，接下来又是近代震旦的百年国耻，在那个纷乱落后的年代，震旦的知识精英希望试图可以通过阐明中国人并不在种族上劣于西方人，并通过黄帝率部迁徙的艰辛故事，提振彼时国人心气，强化民族自豪与自信吧。

这正是蒋智由所谓“讲明吾种之渊源，以团结吾同胞之气谊，使不敢自惭其祖宗，而陷其种族于劣败之列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