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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势对清军来说更为紧迫。

多尔衮奉顺治帝入主北京后,和进军途中一样,勒令京师以及北直隶等地汉家官绅百姓剃头留辫,以示归顺大清。可没想到,原先慑于清军兵锋的官绅百姓们听说了剃发令,态度陡变,即便是北京的官员遵令剃发的也寥寥无几,不少人观望不出,甚至不惜铤而走险护发南逃。地方百姓更是反抗强烈,畿辅一带揭竿起事者风起云涌。

主政北京期间,多尔衮的主要精力都投放在维稳边,声称“今中外一家,君犹父也,民犹子也,父子一体,岂可违异”,但汉家百姓并不买账,从畿辅乃至山东等地千千万万起义者此起彼伏,烽火四蔓,屡镇不止。

清军入关,满蒙汉八旗共有八万,已是前所未有的大动员。此前叶臣等往山西、巴哈纳与石廷柱等往山东,各带了五千八旗兵,如今均会合在山西,加阿济格后续带去的三万八旗军,合计将近四万。阿济格同时节制吴三桂、白广恩以及唐通降兵两万,所以清军在山西方面部署了足有六万兵马,山西由此可以看作清廷时下最重视的战场。

阿济格出征不久,多铎又带了两万八旗军出北京,驻扎在北直隶顺天府南部,伺机待动。因为多尔衮已经了解到,明军北伐除了开赴山西外,更有史可法、左梦庚一军从南京出发,沿路收拾地方抵达了山东与南直隶的交界地带。据悉这路北伐明军近期正与盘踞曹濮等地的刘泽清部明军火并,尚未继续北,但其众多达七万人,倘若进军山东,远非王鳌永、方大猷、柯永盛等临时救火的清廷地方官可以阻挡。一旦山东事急,多铎这支军队就将迅速行动。

留在北京的,还有两万八旗军以及一万在山海关投降整编过的关辽军。北京与畿辅局势不稳,暗流涌动,多尔衮必须留有一支足以镇住场面的军事力量以备不时之需。

是故多尔衮三万、阿济格六万、多铎两万,分地布置的这总共十一万清军便是清廷用以争霸天下的本钱。而山西局势乃重中之重,称全局关键也不为过。山西要是赢了,清军便能顺势南下风卷残云攻掠晋中、关中以至河南等地,威胁明廷心腹地带并形成巨大的战略迂回优势。多尔衮对阿济格寄予厚望,配给他众多精兵良将,以期一举奠定大清代明的基业。因此阿济格稍有分神,便遭到清廷的督促,尤其在明军东路北方军随时将北进山东的当口儿,多尔衮给阿济格一连写了书信数封,要求他尽快解决山西问题,以便清廷能及时腾出手,应付其他变数。

阿济格兵马一到,就先后灭了唐通、侯大贵两军,又把孙传庭军打得七零八落,正是傲睨不可一世的当口儿,多尔衮批评了他又向他诉苦,他遂有心表现证明自己,即刻率领所部四万八旗子弟转进大同府。沿途烧杀抢掠,横行无忌。只一日,取镇虏卫,接着攻破阳和卫。再一日,前锋叶臣已然抵达去往大同府城的必经之地火石岭城。

阳和卫沿着栲栳山北部通道行军,因孔道狭窄、地势崎岖,单次通过兵力难以超过五千

人,若再多兵马,必须分道走。但是清军若分兵,则必须经过广灵县绕行,不单路线大费周章,且两路兵脱节会很严重,不利于作战。八旗军早期兵力不多,面对兵分数路大举进攻的明军大多采取聚集兵力各个击破的手段。明军分兵,因为各路主将心思各异而且各条道路长度阻力不同,经常出现预期的夹击战术落空的情况。清军引以为鉴,很少选择分兵作战。

不过在此前历年清军屡次破边墙攻击大明腹地的军事行动中,因囿于宁远与山海关一线的辽左通道难以通行,清军只能绕行蒙古,选择密云县的古北口或蓟州的喜峰口等地透入。古北口与喜峰口算是边墙中相对距离较近且最大的两个口子,但每次亦只能容最多三万人通过,是以清军入口,基本分左右翼军队,各三万人。大致可知,兵分两路是清军八旗军的最大限度,而且在保证后勤的基础,每路兵的数量尽可能扩充到最大,此即为清军作战的准则之一。

阿济格老于行伍,即便连战连捷所向无敌,亦不愿意轻易分兵。栲栳山通道一次可过五千人,他让叶臣带五千人为先锋攻占沿道堡寨,其余兵马则在后边慢慢搜括军粮军械,补充后勤。所有清军预期将先后分数批通行,在大同府城外集结。

叶臣带兵出发后一路如入无人之境,不想在火石岭城撞见严阵以待的明军,颇为纳闷。其时阿济格正带着清军主力扫荡阳和卫与高山卫村堡,未曾来合,叶臣手底下不过五千人,并不贸然攻城,而是在山岭下择地休整。

清军哨骑四散,极力侦察火石岭城的明军情形,韩衮在山岭瞭望,对身边的王进朝道:“鞑子虽见我军沿岭插遍旌旗,守御森严,虽不遽进,却也不退,反而广布哨骑打探,可见心甚轻我。战阵之,兵争一口气,怎能让鞑子小觑了!”

王进朝攘甲道:“无妨,让我部拨儿马出战,给鞑子点颜色瞧瞧!”